有一天，光輝偶然在一本雜誌《藝術廣角》上看見一篇《“文人”與“人文”》的文章，這篇文章對光輝的思想發展上起了很大推進作用。文章批判了知識分子所謂的文化本質，相比於世界先進大國，美、日、法等。文章指出的文化本質隻是一種商品浮文現象。所謂的文人知識分子相比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太大落後之處，即：正業感、社會責任心、民族凝聚力、民族自尊心等。光輝認識到，這代表著一個民族的靈魂，民族間的較量即生產力的較量，而生產力又是多方麵的彙總，分析一個國家貧富的原因，不是單淳從思想、地域條件、曆史背景等來製約的。一個國家，應首先從民族的靈魂來探求前進的道路，已有專家將這個問題稱之為“困境”學。
這些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和大道理雜亂的存在於光輝的思維裏。他並不能辨析這些關係到一個國家和民族意識的理論。也許對於現在這個社會很不現實，對於他一個農民子弟而言是最不現實的，卻讓他深有領悟。
光輝突然有許多感觸，對父母的想念；對汪玲的眷念；還有個人理想的辯證與實現。再加上第二類現象的內容，讓他覺得，這所有的一切應該像他寫給汪玲的信一樣，把它都寫出來，他才會有所抒發，有所寄托！
這時，光輝才意識到自己的故事讓他走上了寫作之路。
在一個人清靜的時候，光輝也總在思考著自己的前程、事業、理想等問題。對於現狀他要怎樣才能有所進展。他還是期待著高師傅的消息，想通過她能有所改變。單憑他個人的實際能力，遠遠不能實現他心中的理想與抱負，來北京都兩年多了，他仍是幹著普通的活兒，和剛來時沒有一點進展，就算再在這裏呆上幾年，日後能成為一個打工族裏的佼佼者，月薪幾千，白領階層。也是與他心中的抱負是相背而馳的。雖然這個抱負隻是兒時的一種幼稚的表現，但也真正表達了他的一種願望，以父母為代表的農民階層過上美好幸福而富裕生活的向往。改革開放已經十幾年的時間，農村發生了翻天腹地的變化，農民的生活都在逐步改善。他相信的普通百姓將會在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的未來都能過上更加紅火的日子！他個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實現一個民族幾億農民的貧富榮升。
光輝知道他的這些思想不能用“理想”和“抱負”這些詞來表達，應該用“願望”與“信仰”會更適合一些。
這時光輝才意識到文學與他心中的理想走在了一起，用文學來寄托他的這種願望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