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戰中，宣傳無疑是最主要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大眾交流工具毀滅敵人的戰鬥意誌。在古代中國的戰爭中，交戰雙方會攜帶軍鼓等樂器來到戰場，為自己的軍隊助威，用林立的旗幟表現自己的軍威從而震懾敵人，這些本質上都是為了傳達一種情感或者信息。
此外，大眾交流不僅僅是通過圖畫或者言辭進行，從古代起，宗教和世俗領袖們就利用歌曲、詩歌、紀念碑、儀式、演講、書籍等美化自己的政權、尋求支持者、打擊敵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戰爭宣傳與戰爭緊密相隨。
到了近現代，大眾傳媒擁有多種形式，包括書籍、雜誌、報紙、廣播、電視以及電影、錄音和錄像設備，這些大眾傳媒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據了中心地位：其幫助我們形成對世界的印象，我們對周圍的世界、其他民族、性別，甚至對於年齡的態度都受到它的影響。
事實上，大眾傳媒從出現的第一天起就介入到了政治和政治活動中，它是一種工具、手段、途徑，有時甚至政治本身與媒介間的鬥爭演變成為政治鬥爭，媒介成為展示政治主張和政治勢力的舞台。此外，在政治發展進程中，大眾傳媒的主要作用在於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政治空間和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參與政治活動的主體得到了一個活動或“表演”的場地。同時，傳媒“舞台”上設計的內容也體現和反映著人們某一方麵的政治權利的享有狀況，通過自己傳播的內容對具體的政治行為者和政治行為的選擇施加影響，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形成和政治行為的選擇。因此大眾傳媒是群體和組織為個人提供社會期待的重要方式之一，它通過描述各種群體或組織的情況以及其他個體的行為方式，間接地對個人的觀點的形成和行為的選擇產生影響。
大眾傳媒對國家形象也有很大影響。在信息社會中，人們認識一個國家主要是通過新聞報道，在國際新聞傳播中，一個國家的形象通常是被電視和報紙決定的。“在國際政治鬥爭中，一些國家也利用大眾傳媒來對其他國家的政府進行攻擊，以破壞後者的政府部門和執政黨在公眾中的形象，企圖削弱它的國際影響和威望，降低國內公眾對它的支持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影響決策的因素中，大眾傳媒並不是決定性的，也不是唯一的，任何誇大大眾傳媒在決策中的影響或忽視其影響的觀點都有失偏頗”（注：劉華蓉：《大眾傳媒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第15、135—137頁。）。
在20世紀初，宣傳和公共關係成為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改變了外交政策的製定、執行和表現方式。政治家們意識到外交政策應該對公眾的觀點產生影響，而且公眾的觀點是外交的主要目標，可以通過影響公眾的觀點而使外交政策達到目的。這種對公眾觀點的關注被認為是國際關係的“心理”層麵，從此，心理戰被用於國際事務中，政治家們駕馭大眾媒介的力量來動員公眾支持自己製定的政策。
交流媒介的發展以及對於大眾心理的研究，使宣傳更加有效更加複雜，也更加隱蔽。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交流事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電報出現之前，信息的傳播速度就是信使的馬所能奔跑的速度，但是隨著電報、電話以及無線電網絡的發展，遠途信息傳播變得更加便利快捷了。與此同時，公眾對於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這就要求政治家們適應新的信息革命所帶來的挑戰，利用大眾媒介的力量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20世紀30年代，大眾媒介的宣傳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受到意識形態驅使的一些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日本以及俄國都先後開始利用宣傳來平息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並進行對外宣傳擴張。對此，美國采取了謹慎的措施，先後建立了一些宣傳機構。1938年，美國政府動員6家私營企業進行傳播後又成立了一個新的接替機構，即政府電台“美國之音”。 美國國務院在1938年6月授權成立了文化關係處，投入對拉美大陸國家的工作。成立了美洲內部事務協調委員會（CIAA），由洛克菲勒出任主席，在工作上和美國國務院有密切關係，負責揭露納粹的謊言、平息反美情緒、促進美國在拉美的商務以及增進拉美國家之間以及與美國的關係。到了1941年，隨著二戰開始，羅斯福總統又成立了一些宣傳機構。到了1942年，羅斯福政府將這些宣傳機構並入戰時情報局（OWI）。後來又成立了中情局的前身，戰略服務局（ＯＳＳ）。但是羅斯福政府並沒有清楚地定義這兩個機構的職能分別是什麼。海陸空三軍也都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情報服務機構。直到1943年白宮才清楚地確定戰時情報局的使命：即引導國外信息和公開的宣傳戰役，戰略服務局則專門負責地下活動（隱蔽的宣傳）。在戰時情報局和戰略服務局的核心機構有特別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工作，其中許多人是“美國之音”廣播網的顧問（注：魯毅等：《外交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 第8頁。）。
冷戰開始以後，這場“全麵戰爭”促使政治家們更加需要了解公眾的心理，並且通過大眾媒介來引導公眾的心理。此時，收音機、報紙和電影技術都已日趨成熟，電視機出現了，公共關係和廣告業也日益發展。這些媒體技術和交流技術的發展都使冷戰帶上了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色彩。心理戰成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武器，滲透到了政治、思想和社會各個方麵。
正如蘇聯專家英克爾斯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和蘇聯在很大範圍內開始了意識形態之爭，其中的武器是宣傳，戰場就是國際傳播渠道，代價就是跨越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誠實和效忠。無疑，這場戰鬥中最重要的方麵是它對人的精神的作用，這些作用牽連著國家穩定和國際和平。在研究這些作用時，媒介專家和輿論有著直接的責任。”（注： 〔法〕阿芒·馬拉特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曆史》（陳衛星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