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70年德意誌帝國成立以來,德美雙方在爭奪殖民地問題上產生了衝突,兩國關係隨著德國的擴張而逐步惡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以德國的“無限製潛艇戰”損害了美國的利益為由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美再一次成為對手,最終德國戰敗,被美、英、法、蘇四大國分區占領。盡管此前德美一直處於衝突狀態中,但是冷戰改變了德國的命運,也改變了德美關係。
隨著蘇聯與西方的關係日益緊張,在美國的主導下,美、英、法三個占區合並為一個西占區,西方和蘇聯分別在各自所占領的區域內實行了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體製。1949年5月,西方三國在西占區建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也稱聯邦德國或西德。但是此時聯邦德國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美、英、法三國以《占領法規》擁有在聯邦德國的最高權力,聯邦政府不擁有外交、國防、外彙等權力。緊接著,1949年10月,蘇占區也建立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也稱民主德國或東德,從此德國正式分裂成兩個國家。因為美國反對德國繼續分裂,因此拒不承認民主德國,而西德則要麼不承認東德,要麼將東德稱為“所謂的民主德國”,要麼稱為“中德”。其他西歐國家也拒不承認東德。盡管西德政府已經意識到失去了東部領土,但是阿登納政府堅持不承認尼斯作為德國的東部邊境線。這與美國政府意見暗合。(注:FRUS 1952-1954, Vol。VII, p1576.)
1946年底,美國對歐洲糧食狀況進行了調查,於1947年底發表調查報告,指出整個西歐非常貧困,特別提到德國的糧食供應低於其他歐洲國家的平均水平,德國居民的營養狀況極其令人擔心。報告指出,“沒有德國作為一個成員的經濟力量的恢複,就不可能有整個歐洲經濟力量的恢複。”報告認為,如果繼續執行現行的限製德國工業發展的政策,除非讓德國人餓死,否則德國將成為西方盟國納稅人的沉重負擔,最終也將使西歐其他國家貧困潦倒(注:資中筠主編: 《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裏根》,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92頁。)。
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提出了“歐洲複興計劃”,指出“美國應該盡其所能,幫助世界恢複正常的經濟狀態,這是合乎邏輯的。否則就不可能有穩定的政治與有保障的和平”(注: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2頁。)。
在馬歇爾計劃框架下,美國向聯邦德國經濟提供近40億美元的現金和物資。根據馬歇爾計劃還設立了“馬克對等基金”, 把聯邦德國工商企業償還馬歇爾計劃的款項再用短期信貸的方式投入急需資金的部門,然後又把收回的款項和利息再投入另一工業部門,如此循環往複,使許多重要經濟部門獲得了恢複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到1956年,聯邦德國利用這筆基金進行的投資達100億馬克,幾乎遍及一切經濟部門(注:複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編《戰後德國經濟》,第14-15頁。)。此外,美國還采取一係列措施支持與扶植聯邦德國,如1949年12月15日美德簽署經濟合作協定,1954年10月29日德美友好、通商和航運條約。這些協定的簽署使美國資本大量湧入聯邦德國,為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
當時德國政壇出現了兩種思想,一種是以阿登納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倡導的向西方一邊倒的思想,另一種是舒馬赫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倡的中立化主張,希望德國在美蘇兩個大國之間保持中立,目的是要“爭取收回德國的主權,並恢複不受限製的、不受盟國控製的基本自由。”(注:〔法〕阿爾弗雷德。洛羅塞著:《戰後歐美關係》(劉其中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頁。)阿登納認為,聯邦德國初期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美國,如果西德立足於強大的西方,最終德國將會實現統一,並且認為這是保持西德自由的唯一途徑。因此阿登納堅決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的中立化要求,決心推行一邊倒的政策,通過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以保證德國恢複經濟和主權,保證聯邦德國自身的安全,並在此基礎上最終達到德國的統一。
對於美國來說,出於自身利益和冷戰的需要,它扶植建立了聯邦德國,幫助其恢複主權、恢複經濟、保障其國家安全。甚至早在馬歇爾計劃製定時,就將聯邦德國考慮在內,因為德國畢竟是歐洲的經濟大國,其政治和經濟的穩定關係到整個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穩定。因此在穩定了德國經濟之後,美國要做的下一件事情便是重新武裝德國。德國的重新武裝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它不僅是西方國家加強冷戰的重大步驟,而且對歐洲一體化過程也有重要影響。
美國重新武裝德國與美國的對歐戰略有關。二戰結束時,美國已經成為頭號政治軍事和經濟強國,並且公開追求國際社會領導的地位。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先處理好西歐問題。一方麵,西歐各國極端衰弱,另一方麵,蘇聯正在崛起,西歐麵臨著落入蘇聯控製的危險當中。麵對西歐的形勢,美國深感憂慮。西歐多年來衝突不斷、戰事頻仍的根本原因在於長期的分裂,所以美國政府在積極參與西歐事務、主導西歐重建的過程中積極支持西歐通過聯合來消除產生衝突的根源。此外,從地緣政治上來看,美國對蘇聯的防禦體係不能沒有聯邦德國參加。由於聯邦德國地處中歐,是美蘇對峙的前沿,如果不重新武裝德國,美國在歐洲前沿的防禦實力就顯得十分薄弱,一旦蘇聯進攻,美國將會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麵。正如杜魯門所言,“沒有德國,歐洲的防禦不過是大西洋岸邊的一場後衛戰。有了德國,就能夠有一個縱深的防禦,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東方”(注:〔美〕杜魯門·哈裏著:《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李石譯),三聯書店,1974年,第300頁。)。
首先美國需要化解美國民眾對德國的怨恨,而艾森豪威爾政府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事實上在整個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都與阿登納政府保持著良好關係。1953年4月,阿登納訪問美國,在美國奏響德國國歌,此後阿登那專程向阿靈頓國家公墓的無名烈士敬獻花圈,兩個敵對國家的怨恨就這樣消解了。阿登納向美國承諾不會被蘇聯的和平攻勢所打動,並且建議美國國會不要拒絕蘇聯的和平姿態,而是要對其保持警惕和懷疑。他反對德國中立化,並且認為這將會使蘇聯影響整個德國甚至整個歐洲(注:FRUS 1952-1954,Vol。 Ⅶ,p427.)。
但是另一方麵,盡管西歐國家都意識到西德的潛力,但是德國在一戰和二戰中造成的破壞不但使蘇聯和東歐國家憎恨德國的武力,就連西歐國家本身也對重新武裝德國充滿了恐懼。尤其是法國,從1870年起,在70多年裏,法國三次遭受德國入侵,法國在與德國的三次戰爭中皆屢遭重創,以至於法德宿怨太深,法國擔心一旦德國重新武裝就會東山再起,因此對重新武裝德國持堅決反對態度。其他西歐國家大多有類似的經曆或擔心,因此西歐國家發展出一種雙重遏製戰略,也就是說,既遏製蘇聯,又遏製德國(注:FRUS 1958-1960,Vol。 IX, p628.)。
1948年8月,蘇聯成功試爆了第一顆核裝置,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美國保護西歐的可信度下降。同時歐洲大陸防務的主要力量法國軍隊又陷入殖民戰爭。因此此時歐洲的防務比較虛弱。麵對蘇聯在東歐強大的軍事存在,西歐一方麵尋求美國的保護,另一方麵走上軍事一體化道路以便加強自身實力,這些促使他們在重新武裝聯邦德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1950年6月25日,由於朝鮮戰爭爆發,重新武裝德國出現了轉機。西方國家普遍將朝鮮戰爭視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開始進行新的攻勢。在美國的宣傳中,朝鮮戰爭是沿著歐洲的三八線——易北河進行侵略的先聲,或者是蘇聯企圖轉移美國對歐洲的關注,或者至少是要考驗一下新成立的大西洋聯盟的力量和決心,也要考驗一下美國為大西洋聯盟所承擔的義務(注:〔美〕A。W。德波特著:《歐洲與超級大國》(唐雪葆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90頁。)。
由於朝鮮戰爭,美國急切地想重新武裝德國。 “北朝鮮入侵南朝鮮是蘇聯擴張新計劃的第一階段,它是由於克裏姆林宮新近獲得原子彈而得到鼓勵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防預算在下兩個財政年度裏增加了325%(超過了增加前的預算總金額)是可以理解的了。這個理論也能解釋美國領導人為什麼迫切地要把西德列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聯盟範圍內並加以重新武裝,而不是像奧地利那樣使其中立化和實行防禦性武裝”(注:〔美〕戴維·霍羅威茨:《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3—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