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由於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十月革命影響的擴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引起了反動軍閥和封建複古勢力的極端恐懼。於是，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發動了瘋狂的反撲，大肆誣蔑新文化運動是“洪水猛獸”、“異端邪說”，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者則極盡漫罵攻擊之能事。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也就成了他們集中攻擊的一個目標。發生在1919年3月間的“林蔡鬥爭事件”，就是這場新舊思潮大激戰的一個突出表現。
這時，對北京大學的謠言四起，漫罵和攻擊接踵而至。北京安福係的《公言報》、上海研究係的《時事新報》，以及《新申報》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攻擊北大、詆毀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社會上的遺老遺少也群起助陣，北大的任何微小改革和進步，都遭到他們激烈的反對。他們破口漫罵新思想和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甚至連北大提倡白話文，也誣蔑為是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開設元曲新課，也胡說在教室裏唱起戲文來了。當時有位學生記敘了這樣一件事：
前些時我往保定省兄，在那裏遇見了一位老者，聽說是前清的進士，他突然向我發問道：“貴校新成立了歌謠研究會，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他便向別一位老者冷笑道：“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領著一般年青人胡鬧起來了，放著先王的大經大法不講，竟把那孩子們胡噴出來的什麼‘風來啦，雨來啦，王八背著鼓來啦……’一類的東西，在國立大學中專門研究起來了。”說罷又哈哈冷笑一陣。
當然，這還隻是表達了一種守舊的心態。但這時複古派攻擊的鋒芒，還主要是針對北大新派教授及其重要陣地《新青年》，把《新青年》視為“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於是，“大驚小怪，八麵非難。”當時對北大和新文化運動的種種責難，正如魯迅所形容的：“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
當時軍閥政府也磨刀霍霍，企圖用查禁進步書刊、驅逐新派人物等辦法，來壓製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如安福係參議員張元奇攻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總長傅增湘幹渉北大的新潮運動，井聲言否則參議院將提出彈劾案，企圖脅迫蔡元培去職。不久，張元奇在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並彈劾北大校長蔡元培，尤集矢於文科學長陳獨秀。他的彈劾案隻有少數人附和，沒有通過。但軍閥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曾為此召見過蔡元培。這時輿論界也不斷傳出政府要查禁“過激主義”、幹渉北京大學的消息，一時間，大有“黑雲壓城”之勢。
在這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帶頭對新文化運動，對北京大學發動進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衛道士林紓。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蠡叟，福建閩候人。他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家、畫家和翻譯家，一個頑固的守舊派。他在清末民初曾任北大經學教員。這時在徐樹錚支持的成誌學校任主講席，授史記。他生活在民國，仍自稱“清室舉人”；“年垂七十”，仍“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1914年3月，遜清的總管內務府大臣金梁，為清室複辟網羅人物的“舉賢才摺”中，稱林紓：“感念故主，念念不忘，嚐十上崇陵，涕泣伏拜，哀動行人，文學尤佳，為時稱誦。”將他列入“可用其人者”。這樣一個封建衛道士，對新文化運動懷有刻骨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2月間，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蠡叟叢淡”，以小說的形式，對北大的新派人物進行辱罵和攻擊，他拋出的第一篇文言小說《荊生》，以皖人田必美影射陳獨秀，以淅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以“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的狄莫影射胡適，以“傷天害理”、“禽獸之言”，惡毒漫罵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他幻想借助一個名叫“荊生”的“偉丈夫”，用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他在小說的結尾，頗有感慨地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林紓心目中的“荊生”，就是指皖係軍閥徐樹錚。他希望這個曾是他學生的權勢人物，能夠挽回狂瀾，一舉蕩平新思潮。小說反映了封建衛道士們絕望和掙紮的心理狀態。
3月18日，林紓又在《公言報》發表了《致蔡鶴卿太史書》。林紓以無聊謗文漫罵新文化運動猶感不足，現在則以公開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發起了直接的攻擊。
林紓在信中以“清室舉人”、“至死不易其操”的衛道者自居，申言了他反對革命和變革的頑固立場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挙，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複天足，逐滿人，撲專製，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他要求一切守舊例，不可越常軌，“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他在公開信中，羅織罪狀，攻擊北大宣傳新文化“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淡”，“叛親災倫之論”，是“覆孔孟，鏟倫常”；胡說寫白話文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是“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並挖苦說：“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咒罵新文化的宣傳者為“人頭畜鳴”。誣蔑蔡元培“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威脅他：“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長。”他還危言聳聽地說：“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他以教訓口吻警告蔡要“圓通廣大，據中而立”，“為國民端其趣向”。他在信中破口大罵一通之後，又裝模作樣地說“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複。”
《公言報》刊載林紓公開信的同時，還加了《請看北京大學思想變遷之近狀》一則報道，攻擊北京大學自蔡孑民任校長後，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派首領自居，“教員中與陳氏沆濫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誣稱他們“絕對的非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攻擊新派的主張，“更當認為怪誕不經，似為其禍之及於人群，直無異於洪水猛獸。”稱林紓致蔡元培的公開信，“洋洋萬言，於學界前途，深致悲憫。”竭力為林紓張目。
林紓繼公開信之後，在3月19日、20日《新申報》上又拋出俳鎊小說《妖夢》。這篇文言小說更為不堪，其中以所謂白話學堂影射北京大學，以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極力描述田、秦提倡白話、詆毀倫常，並極其無聊地寫了一個讚同“毀聖滅倫”的學堂校長“元緒”來影射蔡元培。最後，一個妖魔直撲白話學堂，把他們統統吞噬，隨即排泄下來，“積糞如丘，臭不可近。”這篇小說手法之卑劣，正如當時一位讀者投書《每周評論》所說：“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了。這種行徑，真是可伶。我想該舉人也是一個人類，已經活到七十歲，知識還是如此蒙昧，這真是他的不幸，所以說他真是可伶。我們費了寶貴的筆墨、紙張、精力、時間來批評該舉人，未免‘太不自愛’。‘道理’兩個字，和該舉人相去不止十萬八千裏，本來不能和他去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