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辭職離京與“挽蔡”鬥爭(1 / 3)

五四運動爆發後,北京大學成為反動勢力集中攻擊的目標。“他們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學界的舉動,都歸到北京大學;把大學學生所有的舉動,歸到蔡校長一人身上”。他們放出了種種攻擊北大、威脅蔡元培的謠言,如說要焚燒北大校舎,刺殺北大學生,要以三百萬金收買刺客暗殺蔡元培,還盛傳陸軍次長徐樹錚命令部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對準北大示威等等。北京政府誣蔑這次運動是“學閥操縱,學匪幹政”。在五月四日晚召開的閣員緊急會議上,當許多閣員攻擊蔡元培,並竭力主張解散大學,將蔡免職查辦,教育總長傅增湘為蔡解釋時,國務總理錢能訓竟質問傅:“汝謂蔡鶴卿校長地位不可動搖,假如蔡鶴卿死,則又何如?”北京政府還內定以馬其昶取代蔡元培的北大校長職務。開始,蔡元培認為營救被捕學生,是校長的職責,不計個人安危,“態度鎮靜而強硬”。他抱定“現職必辭,而非俟各學生一律安寧無事,決不放手也”。當時有學生勸其離京,他表示學生未全部釋放前,決不逃避責任;有人勸他為安全計改乘汽車,他亦不肯,仍照常坐馬車到校視事。被捕學生釋放後,反動政府並沒有放鬆對學生運動的壓製。5月8日大總統徐世昌竟然命令京師警察廳將已釋放的學生,重新“送交法庭,依法辦理”,並發出整飭學風、查辦北大校長(這個命令發出後又匆忙收回)等命令。在這種殘暴壓力和尖銳政治鬥爭麵前,蔡元培同情學生,憎惡軍閥政府,但他又深恐因自己累及學校,於是采取了離職出走的回避態度。5月8日這一天,他寫了一個給大總統和教育總長的辭呈,稱:“竊元培自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以來,奉職無狀,久思引退。適近日本校全體學生又以愛國熱誠,激而為騷擾之舉動,約束無方,本當即行辭職;徒以少數學生被拘警署,其他學生不忍以全體之咎歸諸少數,終日皇皇,不能上課,本校秩序極難維持,不欲輕卸責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業已保釋,全體學生均照常上課。茲事業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屍位本校,不特內疚無窮,亦大有累於大總統暨教育總長知人之明。敬竭誠呈請辭職,並已即日離校。一切校務,暫請溫宗禹學長代行。敬請大總統簡任賢者,刻期接任,實為公便”。晚十一時,他將自己在校中的東西全行搬出。9日清早,潛行乘車離京。出走前,他除委托工科學長溫宗禹代理校務外,還給北大師生留下了這樣一個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在青年學生的心中引起軒然大波。北大同學把蔡元培留下的條子油印散發到各校,許多人對條子中引用的典故不解,議論紛紛。有的人望文生義,謂“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這完全是誤解。若是,則是蔡元培把一切罪過都推委到學生頭上了。這顯然違背蔡的本意。

10日,文科教授程演生回答了學生詢問,指出這個典故的出處和含義:“‘殺君馬者道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月巴,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認為蔡用此語,大意是自己所處的地位如若不走,“徒循他人之觀快,將恐溺身於害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句,出自《毛詩·大雅·民勞》。程解釋說:“所謂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已處此憂勞之餘,庶幾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義,則不徒感歎自身,且議執政者也”。程最後還特別指出,若對蔡的啟事望文生義,造出他倭過於學生的謠言,“若是說去,成何意義?可發一笑。賢者雖明哲保身,抑豈忍重責於學生耶!”

後牽,蔡元培對他引用“殺君馬者路旁兒”一語,解釋為“但取積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引用“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一語,解釋為“但取勞則可休一義,別無他意”。其實,他離京出走的根本原因,是要以個人的引退,來保存學校,保護學生免受迫害。當時北京政府是把他視作這次學生運動的總後台,而集矢於他的。“蔡孑民入長大學,容納新潮,大倡改革,久為政府所妒忌,故前已有改組大學之風說。而此次風潮,又發生於大學校,反對黨借題發揮,知者為蔡氏危,且為教育之前途苦矣。”所以他辭職出走,確是君子用心良苦。這從當時報紙報道他在天津與友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到:

得天津確實消息,蔡孑民已於十日乘津浦車南下,登車時迨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詫異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對曰:“我已辭職”。友曰:“辭職當然,但何以如此堅決?”蔡曰:“我不得不然。當北京學生示威運動之後,即有人紛紛來告,謂政府方麵之觀察,此舉雖參與者有十三校之學生,而主動者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大學學生之舉動,悉由校長暗中指揮。故四日之舉其責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難猶未已,於是有焚毀大學、暗殺校長之計劃。我雖聞之,猶不以為意也。八日午後,有一平日甚有交誼而與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曰:‘君何以尚不出京?豈不聞焚毀大學、暗殺校長等消息乎?’我曰:‘誠聞之,然我以為此等不過反對黨恫嚇之詞,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將大不利於學生。在政府方麵以為君一去,則學生實無能為,故此時以去君為第一義。君不聞此案已送檢察廳,明日即將傳譏乎?彼等決定,如君不去,則將嚴辦此等學生,以陷君於極痛心之境,終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以噢咻之(按:表示撫慰病痛之聲。天津《益世報》報導此消息時,此處三字為‘敷衍之’),或者不複追究也。我聞此語大有理,好在辭呈早已預備,故即於是晚分頭送去,而明晨速即離校以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隨後,蔡又告此友人:“八日午後,尚有見告政府已決定更換北京大學校長,繼任者為馬君其昶。我想再不辭職,倘政府邊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職,一人之不體麵而猶為小事,而學生恐不免起一騷動。我之急於提出辭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辭職而繼任又為年高德劭之馬君,學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騷動乎!我之此去,一麵保全學生,一麵又不令政府為難,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學。在我可謂心安理得矣。”蔡元培在天津的這個談話,同他留給北大師生啟事的深意,是相符合的。對於今後的行止,他表示:“我將先回故鄉視舍弟,並覓一幽辟之處,杜門謝客,溫習德、法文,並學英語。以一半時力,譯最詳明之西洋美術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學若幹部。此即我此後報國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