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在北大的部分同學中，發生了一次表麵上針對學校當局的講義費風潮。但實際上它是對軍閥政府壓迫人民、摧殘教育不滿的一個曲折表現。
如前所述，由於教育經費的積欠，嚴重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同時，由於軍閥間連年戰爭，無限製地搜刮民財，也不能不影響到學生的經濟情況，致使學生積欠學費等情況也十分嚴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的校長布告中稱：“查現時積欠學費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總計積欠學宿費之學生約三百餘名，銀元總數達六千五百元。”學校決定本學年內清理積欠，要求學生補納舊欠後方得請求緩繳本期學費。“至舊欠二期以上者分兩次繳納，即本學期內繳一半，下學期內繳一半，過期不繳者即停止其學生資格；四年級生屆舉行畢業試時尚不能清納舊欠者，即停止其畢業試驗，並一麵向擔保人催索賠墊，其係教職員擔保者，即在該員月薪內扣繳。”這反映了學校經費的困難和相當一部分學生經濟狀況不佳。
原來，北大各科教學用的講義，一律由學校免費發給學生。當時各院均設有講義課，內設多層書架分列各科講義，任學生於上課時指名索取，一些沒有注冊的旁聽生也可領取；有的學生領兩份轉贈他人，因而這種鉛印講義的費用每年達到一萬餘元，成為學校一個很重的負擔。由於上述原因，經蔡元培提議，學校評議會以本校經費支絀為由，通過今後所發講義須一律征費的決議。教務會議又通過相應決定，規定凡需要講義的學生，須先購講義票，一個學生一學期每門功課要繳納講義費一元。當時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傑、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讚成講義收費，但建議“將所收講義費，盡數撥歸圖書館，供買學生各種參考書之用”。並提出“將來學校圖書充足，學生外國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廢除講義”。蔡元培複函同意建議辦法，並進一步說明講義收費理由：“此次征收講義費，一方麵為學生恃有講義，往往有聽講時全不注意，及平時竟不用功，但於考試時急讀講義等流弊，故特令費由己出，以示限製。一方麵則因購書無費，於講義未廢以前，即以所收講義費為補助購書之孰”。但由於講義驟然收費，引起學生的不滿，各係科學生紛紛開會表示反對。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到會計課請願，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聞訊趕到解圍，學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又擁入校長室陳情，要求立即廢止講義收費辦法。蔡元培認為講義收費是天經地義的事，學生是無理取鬧，態度非常堅決。有人回憶，當學生不聽勸告仍大聲喧嚷時，蔡元培厲聲說道：“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曆煉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我在維持校規的大前提下，絕不會畏縮退歩”。因此，他除向學生說明學校困難外，仍堅持講義收費辦法，沒有聽取學生意見，形成僵局。一些學生醞釀罷課，各院也都貼出了“反對講義收費”、“撤銷收講義費的校令”等標語。於是，蔡元培提出辭職，辭呈敘述了維持校務的艱難和事件的經過後說：“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借。廢置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愧慚。長此以往，將愈增元培罪庚。迫不得已，惟有懇請辭取”。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視事。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出版圖書部主任李大釗，以及各係主任，因職務關係也都提出辭職；各機關停止辦公，日刊停止出版；全體教職員也議決停止辦公並準備辭職。遂醞成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