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後，天下初定，人們本以為能夠安居樂業，共享太平，但出乎意料的是，統治階級上層的鬥爭日趨激烈，最終釀成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朱元璋簡稱“胡藍之獄”。“胡藍之獄”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果。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勳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這樣，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戰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處死，寫下了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胡惟庸黨案既是皇權與相權之爭，又是淮西集團核心人物內部爭權奪利和矛盾空前激化的產物。
李善長朱元璋是靠淮西人起家的。他從1352年開始參加郭子興的反元隊伍，直至奪取全國勝利並建立大明政權，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得力於長期風雨同舟的淮西舊部。開國之後，朱元璋論功行賞，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特別是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人，更是受到尊崇。這些人不僅控製朝廷要津（中書省左丞相為李善長，右丞相為徐達。後來，接替左右丞相者為胡惟庸和汪廣洋。另一幾與中書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機構大都督府，其統領是朱元璋的外甥曹國公李文忠；此外，傅友德、陳德、鄭遇春等八大侯都任同知都督府事），而且還以鄉土、宗親和部屬關係為紐帶，結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淮西功臣集團。他們都被賞賜了大量土地，由以往的貧苦農民、農民起義將領蛻變成了大地主、大貴族。然而，這些公侯之家、並不滿足於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計地擴大已有的特權。徐達他們倚仗權勢，侵奪廣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強占官地，接受無賴小民的投獻。在欽賜的佃田人戶和儀仗戶之外，還廣蓄部曲，馴養莊奴並擅自使役官軍，甚至讓他們坐賈行商，為自己牟取暴利。這些新貴自恃開國功高，不僅自己驕橫跋扈，而且還放縱門下的悍仆豪奴淩暴鄉裏，魚肉百姓。對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頒發敕令文告，一再告誡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飛揚跋扈，並將約束的條例鑄成鐵榜，堅決表示若有違犯，必將嚴懲不貸。例如，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頒布《申戒公侯鐵榜文》；十三年（1380）六月，頒布《臣戒錄》；十九年（1386）十月，頒布《至戒錄》；二十一年（1388）七月，又頒布了《大誥武臣》；二十六年（1393）三月，明開國功臣李文忠再次頒布《稽製錄》……這些法律條文的公布，一方麵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勳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麵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些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清除他們的信號。
然而，朱元璋的三令五申，並未能完全製止住公侯元勳的非法橫行。除了新貴們的非法橫行外，明初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激烈衝突，更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由此引發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遠人，是淮西勳貴集團的重要人物。於1356年朱元璋進兵和州時來投。由於他是當時淮西功臣集團的領袖李善長的同鄉，故得到了他的推薦和提拔，先授之為元帥府奏差，後曆任主簿、知縣、州通判，不久又升為湖廣僉事。他曾經不惜以重金賄賂李善長，於1367年被召為太常少卿，不久被升為太常寺卿。1370年，進中書省，並官至中書參知政事。此人才幹出眾，反應敏捷，記憶力驚人，但是為人陰險刻薄。他為了取得朱元璋的歡心，極盡獻媚逢迎之能事。不久又升為中書省左丞。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長的推薦下，朱元璋任命胡惟庸為中書省右丞，並獨專省事，旋即晉升為右丞相。1377年9月，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