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顯露，除了封建社會固有的皇權與相權、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之外，在統治階級內部還存在著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的激烈鬥爭。不僅如此，在思想文化領域還存在著封建文人與新王朝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和朱元璋本人的經曆有著密切的關係。朱元璋出身貧苦，完全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闖蕩江湖，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才平定天下並做上皇帝的。一個由貧苦農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別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過來的文臣武將對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戰的戰友們對他不忠，還怕那些有知識的儒士們不肯為他所用，這種自卑的心理始終伴隨著他。而且朱元璋又是個權欲極重的人，他絕不允許任何人染指皇權，這種時代背景和他複雜的心理不僅激化了他與丞相、功臣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導致了洪武朝乃至後來的文化專製。
文字獄，顧名思義，是為了文字吃官司。它是指當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打擊異己分子，鎮壓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論而製造的一些因言論而獲罪的案件。文字總是出於文人之手，吃文字獄官司的，當然是文士了。在封建統治下，文字獄十分殘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約束，可以說文字獄乃是專門整治文士的“特種刑庭”。
大約自有文字以來，就有文字獄。曆朝曆代，史不絕書。秦代坑儒凡四百餘人，似可視為文字獄之濫觴。漢代，司馬遷外孫楊惲，因在私人信件中發牢騷被腰斬；宋代，蘇軾“以詩托諷”被逮治，後釀成“烏台詩案”；秦檜以文字獄打擊政敵，牽連數十人；到了明代，太祖大興文字獄，以排斥異己、鞏固朱家的一統天下，其規模和慘烈程度都遠遠超過前代。
據說，明代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製定朝儀、典章、刑法、軍製、戶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麵書生對皇權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卻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勳臣們強烈不滿。他們便尋找各種借口加以反對，文士喜好訕謗就成為他們攻訐的借口之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為延攬天下英才，決定開科取士。這本是曆朝相傳選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諸位勳臣卻頗有異議。他們認為此為皇帝崇尚文士之舉。朱元璋理解他們的心情，便耐心啟發道：“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諸位武臣反駁道：“陛下所雲固然在理，但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如張九四（即張士誠原名）起初誠意優禮文人儒士，甚至請他們為自己更名，這些文士竟給他取名為‘士誠’。”朱元璋不以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為怪？”諸位武臣道：《孟子》裏有這麼一句話叫“士，誠小人也”。連讀出來就是“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罵張九四是小人嗎？可憐他給人家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裏。太祖立刻命人拿來《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這句話，心中不由惱怒萬分，沒想到白麵書生在舞文弄墨之間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貶！朱元璋自然擔心自己也會糊裏糊塗地陷於被愚弄、被譏誚的境地，從此他就開始留意文臣們的奏章之中有沒有什麼可疑詞句，以後又擴展到對詩文書稿的審查中。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黃溥所著的《閑中古今錄》。雖然不能就此確定這就是洪武年間文字獄的起因，但卻可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文字獄。其實，真正構成文字獄的原因還是出於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興起文字獄的目的無非兩條：一是打擊不順從於明朝的文人；二是個人心理上的極度自卑與自尊。前一條從維護統治的觀點來看，還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條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了。
先看第一條。明太祖作為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難免受到那些以門第論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鄙視和憎恨，因此許多人不屑與之合作，更不肯稱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叫做夏伯啟的人和他的侄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決心，甚至不惜斬斷手指。後來被捉到南京後，太祖問他們：亂世的時候，你們躲到哪裏去了？伯啟答：紅寇（對紅巾軍的蔑稱）作亂的時候，我避禍於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裏。太祖本人出身紅巾軍，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他麵前提“紅寇”、“紅賊”什麼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懷怨恨，對朕的天下不滿意。所以，你說“紅寇”分明是別有所指，借題發揮地辱罵朕。好啊，你不是寧斬手指也不肯歸順嗎？那就不用歸順了！朕要將你們叔侄梟首示眾，來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處死。此後，又有蘇州人姚潤、王謨等因拒絕出仕而被抄家處死。這些都是《明史·刑法誌》上記載的。
經過這樣一場腥風血雨，文人們膽怯了。許多人不得已應征來到南京，但還是不肯做官。在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學大家楊維楨的經曆最具典型性。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1370）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隻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他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隻得作罷。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像楊維楨那樣的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像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為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一句“可閑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閑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日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閑老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