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稱得上是15世紀歐洲地理大發現以前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探險活動，是世界航海史上極為輝煌的一頁。鄭和下西洋首航於1405年，比意大利人哥倫布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新大陸早87年；比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道好望角到達印度早92年；比葡萄牙人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要早114年。鄭和船隊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航船隊，比1588年（萬曆十六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還要龐大。無論是從組織的健全還是裝備的精良等方麵來看，在當時均屬無與倫比。對此，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就曾指出：“明代海軍在曆史上可能比其他亞洲國家更為出色，甚至也比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都更為傑出，以至於所有的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的海軍相匹敵。”
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曆史上曠古未有的偉業，可與張騫、班超之出使西域相輝映。在這二十多年間，鄭和船隊跨越了半個地球，使團的旗幟高高飄揚在整個東南亞和印度洋，顯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軍事優勢，將明朝的聲威最大限度地遠播於殊方異域。特別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國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樹立起中國的威望，客觀上為此後華僑開發南洋創造了一些有利的條件。關於這一點，從15世紀至17世紀的兩百年間移居南洋之華僑數量劇增的史實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證實。梁啟超先生曾指出，在鄭和下西洋後而移居南洋諸島的中國移民，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如果再加上與土人雜婚者，可達七百萬人。“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這的確是毫不誇張的說法！紛至遝來的華僑，將中國本土高度發達的生產技術和物質產品，源源不斷地向南洋各地輸送。大批的華僑篳路藍縷，辛勤勞作，對南洋社會的開發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這一切，與鄭和下西洋顯然是分不開的。
鄭和七下西洋，在國際交通方麵是打開了從中國到紅海及東非洲一帶的航道。記有鄭和出洋事跡的行香碑他在第五次下西洋中，到了紅海口的阿丹（今亞丁），東非洲的麻林、木骨都束、不喇哇、剌撒；在第六次下西洋中，又到了阿拉伯海的祖法兒；在第七次下“西洋”中，又派通事七人到了紅海內的天方（麥加）。在鄭和以前，中國的使者、商人和巡禮者可能也已經到過歐洲東部、阿拉伯半島，或者非洲的埃及，但走的都是陸路而不是海道。率領中國的船隊到紅海和東非洲一帶的，鄭和是第一人。他的船隊在航行過程中測繪了航海地圖，總結了航海地理的科學知識，在國際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鄭和不僅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對我國地理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七次下西洋，龐大的船隊航行在茫茫的大海，鄭和及其從員通過多次實踐，細心觀察，終於熟練地掌握了潮汛、季風、洋流等自然規律。白天，他們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以“牽星術”定向測距，也就是鞏珍在《西洋番國誌》中所說的：“觀日月升墜，以辨東西；浮針於水，指向行舟”。在航行中，凡是針路、開船時間、停泊處所、暗礁、淺灘、急流等等，他們莫不一絲不苟地加以標誌、說明、繪圖，終至完成了舉世聞名的《航海圖》和《針位圖》（已佚），這是我國在15世紀初對世界海洋地理學的重大貢獻。這一方麵固然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地理學界關於南洋一帶的地理知識，另一方麵也大大地增加了中國地理學關於阿拉伯海、紅海及東非洲一帶的地理知識。
《航海圖》共有二十圖四十麵。從第一圖的南京下關到第二十圖的忽魯謨斯，大體上說來，其內容基本上是正確的。除鄭和的《航海圖》外，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誌》，也都對我國地理學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三部著作，詳細描寫了他們所曆三十多國的山川地理、道路遠近及風土人情。到15世紀初期止，中國地理學界，除了埃及（中國人把它叫做米昔兒）等局部地方以外，是不知道有非洲這個大陸存在的；對於阿拉伯半島西岸紅海一帶及西南岸亞丁灣一帶，也僅有一些模糊的觀念。而鄭和七下西洋，親自到了非洲赤道以南東海岸一帶；又派人乘古裏國船，從亞丁灣進入紅海到了天方。於是阿拉伯海、紅海及東非洲一帶的地理大明，從而大大地開闊了中國地理學界的眼界。
鄭和寶船使用的鐵錨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不僅表明我國航海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能夠把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羅盤指向、測量水深和底質等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深刻地反映出我國明代的造船業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體係。中國的造船業自唐朝以來，一直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宋、元時期已經能製造近四十丈長、十二帆的大型船舶了。明代對造船業更為重視。為了造船，在鍾山設桐園、漆園、棕園，植樹數千株。在南京西北龍江關（今下關）設造船場，調取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江蘇等地濱海居民四百多戶熟練的造船工匠到南京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