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是明代最後一個皇帝。他在危難之際繼承大統，勵精圖治，勤於政事，力圖重整朝綱，挽救腐朽的朱明王朝。但無奈他生不逢時，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命途多舛，終於導致國破家亡，成為本“非亡國之君”的亡國之君。
崇禎皇帝名朱由檢，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卒於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由檢是明光宗第五子，他出生之時其父已29歲，被冊立為皇太子也已9年。然其父的地位並不穩固，危及儲位之事不斷發生，“梃擊案”便是其中最顯著的一例。崇禎帝手書“九思”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方11歲的朱由檢又親身經曆了皇家的幾次大變故：七月二十一日，祖父病故；九月初一日，剛剛即位的父親又突然死去，皇長兄由校（熹宗）即位。“紅丸”、“移宮”兩案並發，朝野上下一片混亂。天啟二年（1622），由檢受封為信王，六年十一月，出居京師信王府邸。若不是熹宗早死且生子皆殤，由檢可能很難再住進紫禁城。然而，命運卻把他推向了曆史的前台。天啟七年（1627）八月，由檢受命即位，以次年為崇禎元年，這時他還未滿18歲。
朱由檢即位後，首要的任務是從魏忠賢手中奪權，隻有這樣，他才能成為真正有權的皇帝。在這一點上，他順利地取得了成功。
熹宗死後，魏忠賢雖然失去了靠山，但仍有相當的勢力，因而朱由檢並未馬上下手懲罰他。這年九月，魏忠賢乞辭東廠之職，朱由檢沒有批準；他又“乞止生祠”，帝亦“優答之，其前賜額許如故”，僅止其餘。十月以後，形勢發生了變化，魏忠賢的同黨甚感自危，為了個人的前程，開始分化，楊所修、楊維垣先攻崔呈秀，主事陸澄源、錢元愨，員外郎史躬盛都上章彈劾忠賢，接著，又有嘉興貢生錢嘉征“劾忠賢十大罪”。朱由檢感到條件成熟了，當即決定向魏忠賢開刀。錢嘉征奏疏上後，朱由檢召來了魏忠賢，讓人讀給他聽。魏忠賢大懼，離開後即以重金賄賂原信王邸太監徐應元，求其幫忙，朱由檢聽說後，“斥應元”。十一月初一，他下達將魏忠賢安置於鳳陽的命令，初四日又下令逮捕。初七日，正向鳳陽趕路的魏忠賢在阜城得悉逮捕令已下，自知沒有好下場，夜間自縊而死。同月十七日，客氏也被笞殺於浣衣局。
隨著魏忠賢的自殺，朱由檢真正掌握了國家大權，但他麵臨的時局卻極不樂觀。後金政權對內地虎視眈眈，嚴重危及著明王朝的安全；封建社會的痼疾，諸如吏治敗壞、土地兼並盛行、賦稅地租剝削沉重等，這時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正在醞釀；朝廷上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黨爭，將要進入新階段，控製不妥，很可能繼續下去，甚至升級。這時的明王朝麵臨著滅亡危機。
麵對這種混亂局麵，崇禎帝決心勵精圖治，力求挽救大明王朝的頹運。
崇禎帝確實是一個奮鬥不息、銳意求治的皇帝。自明中期以後，皇帝怠政之風盛行，令天下臣民憂心。正德皇帝視國家為兒戲，今日出口外，明天下蘇杭，尋花問柳，自不待言；嘉靖帝和萬曆帝都在位四十餘年，他們篤信道教，整日在宮中做齋醮，曾一連數年不上朝理政；天啟帝好斧斤之事，把國家政務盡委於大宦官魏忠賢。崇禎帝則一反過去諸帝的怠政之風，“日理平台”，像開國皇帝朱元璋那樣“憂勤不怠”。自崇禎初年起，他經常召見大臣，一直堅持“麵決庶政”。除了白天處理政務，晚上也經常不休息，許多章疏都是深夜或淩晨批閱的。也曾像神宗初期那樣不辭辛勞，步禱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