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有一個小插曲也應該提到。部隊有一個女同誌，領導要給她介紹對象，她說：“我已經有了朋友。”問：“是誰？”她說：“林鵬。”這時候我還不知道。我同她見過麵，但沒有說過話。此後她給我來過一封信，沒署名。我知道是她，便回了一封信，也沒有署名。我們偷偷地相愛著。那年月因所謂的“非法戀愛”而受處分的不是一個兩個。她的師政委見了陳亞夫主任，說起有個姑娘愛林鵬，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我當時正背著一個處分。如果罪上加罪，可夠我受的。誰知陳主任聽了笑道：“好嗬，這姑娘有眼力，這是好事，我同意。”這樣不僅抹去了“非法戀愛”的罪名，而且變成公開合法了。於謙把陳主任的表態告訴了我，大家都為我慶幸。我以為我的事很秘密，其實人們早就知道了。這以後，她不了解陳主任的表態，又來了一封信，都是勉勵的話，還是沒署名。我把這信給於謙看，於謙喊道：“呀，李忠葆，沒錯兒，就是她！”於謙說：“你趕快回信，把陳主任的表態告訴她。”
我們很快進入熱戀中。這是1953春天的事。回想這些事，使我感慨萬千。我雖然是正連入伍副連轉業，但是我很知足，我很滿意。我在情緒最低落的時候，簡直活不下去的時候，找到了最理想的妻子，我覺得值。然而這一切，都是陳亞夫給的。後來聽說陳亞夫去世的消息，我落了淚，我妻子也落了淚。我現在寫到這裏，我的眼淚不住地流。人心都是肉長的，受恩於人，不敢有忘。
我們部隊是1953年10月回國。我1954年元旦結婚，不久就因肺結核住進251醫院。我決心轉業。1955年春，我回到軍政治部，把手槍一支和子彈18發交給沙原。我說，我要轉業了。那時候轉業是從醫院走，去廊坊轉業團的車票都發給我了。忽然，陳亞夫主任到了我們的病房。我很驚奇，問道：“陳主任，你怎麼來醫院了？”我當時以為他也住院了。他說：“我來看看你，聽說你要轉業？”我說：“是，車票都發了。”陳主任說“不，不轉業，回政治部工作，我讓張純給你準備房子。”當時的幹部處長姓申，從1946年春我們就在一起工作。這是個壞人，他搞男女關係，我碰見了，真是不幸，從此記了我的仇。這事兒我什麼時候想起來，就一腦門子糊塗賬。我是怪話天天講，正事卻不肯說，賣漿子的敲門——糊塗到家了。此人不但不給我安排工作，還說我是地主成分。隱瞞成分，欺騙組織，這就要定我“階級異己分子。”最低也是開除黨籍。1955年7月肅反運動開始，我被送進了肅反隊。自然我的態度很不好。申某曾派王柏林一個人去我們南管頭調查我家土改時的成分，材料是他寫好的，由南管頭一個地痞李某某簽字蓋章。這就算齊備了。我在會上說：“這不行。成分不是含含糊糊瞎定的。南管頭必須是有一塊地，哪怕隻有一畝，是林鵬家的，出租過一年，租給誰了……有這樣的材料，我就承認我是地主成分。”這樣的材料，他們沒有。姓申的又派了兩個人去南管頭，帶回了村支部的正式材料：我家是中農。肅反隊結束，我情緒極度低落，決心回家不幹了，我妻子勸我，我才安下心來。這次也是陳主任救了我，他在部務會上說：“我認識林鵬的父親，是個趕牲口的，地主還趕牲口。”姓申的沒吭氣。這是後來楊樹榮告我的。
在肅反隊待了半年，不了了之。最後我被趕到大同，到工農骨幹訓練大隊政治處當幹事。1956年，《解放軍三十年大征文》和《誌願軍英雄傳》編寫，陳主任提出：“調林鵬回來做這工作。”我黨我軍，不是沒人，隻是流氓小醜們頂住堅決不用罷了，這找誰說去。我妻子從部隊轉業，分配天津工作，孩子們也去了天津。給我的工作，我當然得做。但是我堅決要求轉業，曾四次打文字報告，最後一次是寫給總政幹部部的，批回來：“準予轉業。”於是我住在招待所，等待轉業。以上兩項“征文”和“編寫”工作完成後，我住在招待所沒事，就寫了一部小說。後來書稿寄給《解放軍文藝》，回信說：“很好，隻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我是在前線，他們倒比我了解前線的情況，我一笑置之。
在我轉業前後的這段時間，正是陳亞夫日子最難過的時候。新派來一位軍長，自然是個長征老幹部。他仿佛是專門派來欺負陳亞夫的。在他眼裏，陳亞夫一無是處。這些情況，我當時就有感覺，詳細情況卻是後來人們，例如，王錦書和李軍（陳夫人）對我說的。
今天是清明節，謹以此文沉痛悼念我的老首長陳亞夫同誌。
我認為，1956年的形勢是最好的一年。年初提出“向科學文化大進軍”，我感到很振奮。蘇聯開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秋天中共開了八大，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我認為這一切很好，很正常，很健康。雖然我個人受了挫折，非常煩惱，情緒不高，但是客觀形勢是很不錯的。
1957年初發動整風，動員全社會幫助黨整風，然後又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後來許多年以後，老戰友見了麵問我：“林鵬，‘反右’時候你是怎麼熬過來的，都認為你危險極了，李小山整天說，這回林鵬完了，完了，完了……他跑不了……”他們都認為我必然被打成右派……麵對這樣的問話，我無法回答，我是一片茫然。當時我正忙著寫小說，沒訂報紙，也沒有收音機，我幾乎一無所知。我因為等待轉業，鳴放沒有我，反擊右派也沒有我，我當時是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