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少吃糖是醫生的忠告，血糖高是件瞎事，家裏人也時不時嘮叨：少吃糖，別抽煙，甭喝酒。
小時候，糖是我們最愛吃的“仙物”，上學時，老師讓我們描繪共產主義生活，我直直地站起來，大聲說：“共產主義就是天天有糖吃，右手拿一個紅糖瓶，左手抱一個白糖瓶，轉過來一口紅糖，轉過去一白糖，啊嗚一口，啊嗚一口。”說著我眯起雙眼，響響地咂吧著嘴，饞得同學們都把嘴咂巴得生響，惹得哄堂大笑。
那時候，大多數人的日子過得清苦，一年到頭，能喝上幾口紅糖煎水，算是莫大的享受了。父親在外工作，托人給奶奶買了一斤紅糖，奶奶胃寒，聽人說紅糖能暖胃。母親謹慎地把紅糖裝在一個褐色的舊藥瓶裏，鎖在木樓上那個木匣子裏，把鑰匙交給奶奶。奶奶說她人老了，上下樓不方便，那鑰匙就牢牢地拴在母親用紅線繩搓成的褲帶上了。我們常常盼望著那鑰匙丟了，讓誰撿到都行，或是木匣子忘了鎖。每天放學回家，我們抬頭第一眼就是瞅那木匣子，看鎖沒鎖，要是沒鎖，便像基度山伯爵發現藏寶的地方，欣喜若狂卻又不敢聲張。姊妹幾個趕忙抬梯子、放哨、爬梯子，打開木匣子，小心翼翼抱出糖瓶子，輕輕地擰開瓶蓋，捏住瓶子裏的小勺，每人隻準輕輕舔一小口，不能讓母親發現。那軟綿綿、甜絲絲的感覺，當時由於心裏緊張，事後才閉上眼睛，綿長地回味，好幾天嘴裏都甜絲絲的呢。
我們的偷吃行為，沒有逃過母親雪亮的眼睛。過了幾天，母親給奶奶調紅糖煎水時，發現那小勺上粘了厚厚一層糖，她馬上判定，有人偷吃過糖。她把我們姊妹幾個叫到小房的旮旯裏，先每人賞一個耳光，然後凶凶地喊：“說，是誰幹的！”我們偷偷互遞了眼色，大家堅強得像電影裏的英雄，打死都不承認。奶奶得知，小腳碎步衝進小房，護著我們，狠狠地說：“鑰匙在你身上，娃咋能開呢？那一準是回潮了。再說了，有我吃的，就沒我娃吃的嗎？走，都給我出去。”奶奶說得母親也無言以對，我們終於免過了一頓飽打。從此再也沒有合謀著偷吃紅糖，隻是每次遇到奶奶喝紅糖煎水時，都爭著為她幹這幹那，在她周圍踅摸，常常是奶奶喝一兩口，剩下的全分給我們喝，香得我們把奶奶臉都咬出牙印來。這些事都是背著母親幹的，一旦被她撞到麵前，她會扯著耳朵，把我們撂一邊去。
有一天放學，我第一個到家裏，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我趕忙瞅那木匣子，這一看，我心裏猛一緊：那匣子上的鎖開著。我急忙跑到房前屋後，見一個人影也沒有，這才返回家裏，在家門口四下張望也沒見啥動靜，便擰身閉上門，甩開書包，一個人艱難地把那木梯子從東樓口挪到西樓口，又躡手躡腳趴到門縫向外看，心裏像揣了一隻小兔，見外麵平安無事，就小鬆鼠一般跳上梯子，竄到那木匣子邊，把出汗的手在襖襟上擦了擦，小心地打開匣子，小心地抱出糖瓶子，謹慎地擰開瓶蓋，狠狠地挖了一勺子紅糖塞進嘴裏。“哎呀！甜日他了。”我突然想調一碗紅糖煎水品一品，就一手抱著糖瓶子，一手扶著梯子下樓，快下到一半時，一腳踏空，從梯子上摔了下來，摔得我頭都成木木了，可我顧不上自己，爬著去找那糖瓶。當我看到糖瓶子時，嚇傻了，瓶子已摔成兩半，紅糖撒了一地。我“忽”一下跳起來，在屋裏轉圈圈，嘴裏喃喃著：“這可咋辦呀，咋辦呀！”我狠狠抽了自己兩個耳光，靜了靜神，從針線笸籃裏找來母親納鞋底用的麻繩，把兩半片糖瓶牢牢地箍在一起，連糖帶土攬著裝進箍好的瓶裏，又趴在地上，用舌頭舔那撒在土裏的糖，舔得滿嘴都是泥。在緊張中，那一絲絲甜意多少也給了我一丁點幸福感，讓我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