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王青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曆史命題和曆史任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之中，延安整風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它不僅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內涵的認識，而且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曆史進程。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被全黨所承認，毛澤東思想被科學表述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豐碩成果，並對其基本內容作了初步總結。延安整風所提出和倡導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科學態度和優良作風，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實的理論基礎，不斷開拓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一、延安整風是為促進全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采取的重大舉措
早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一些創始人就探討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但一直沒有引起全黨的重視。1938年9月29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為了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全黨樹立正確的路線，毛澤東號召在全黨“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並首次明確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他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既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延安整風正是為響應這一號召，而發動的一場全黨範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特別強調了學習馬列主義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非常重視全黨的理論學習，他把全黨幹部學習運動和提高全黨幹部的理論文化水平看做是“有頭等重要的意義”。1939年2月17日，黨中央成立了幹部教育部，領導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在延安在職幹部教學動員大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要建設一個大黨，一個獨立的有戰鬥力的黨，就要有大批的有學問的幹部作骨幹，就非學習不可。他要求將延安建立起來的學習製度在全國推廣，掀起一個學習的熱潮。全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熱潮的興起，加強了幹部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重要意義的認識，提高了全黨幹部的理論文化水平。一方麵，這樣的學習運動直接是為了解決黨理論落後於實踐的矛盾。毛澤東曾在整風學習過程中講過“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麵就顯得非常之落後。”另一方麵，它也為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鬥爭做了進一步的思想準備，成為延安整風重要的準備階段。進入普遍整風階段後，這種學習運動一直結合整風運動進行著並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效果。1942年7月毛澤東在致電劉少奇時說：“學習二十二個文件在延安收到絕大效果，在學習中發現各種糾紛錯雜的思想並獲得糾正，絕大多數幹部都說兩個月的學習比過去三年學習效果還大。”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任務要求在全黨確立“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路線。在延安整風之前，黨內存在著嚴重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正是這種錯誤的教條主義導致了土地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給黨和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失。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國，再一次迷信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觀點，其教條主義表現從“左”轉右。雖然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著力批判了王明的右傾錯誤，但對於教條主義的影響，毛澤東認為：“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為，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個報告實質上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動員，他在報告中尖銳地指出：“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為了徹底清算黨內的教條主義，毛澤東從對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研究入手，他主持編輯黨的曆史文獻，把代表黨的正確路線的文件和錯誤路線的文件搜集起來，提供給高級幹部，幫助他們弄清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這些文件後來被合編為《六大以來》一書。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延安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曆史問題，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路線問題。這次會議統一了對土地革命戰爭後期黨中央領導所犯錯誤性質的認識並決定在全黨發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毛澤東先後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主題報告動員並指導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通過對黨的曆史的研究，對失敗和成功兩方麵的對比，使全黨認識到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打破了對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的迷信，確立起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44年，周恩來評價對路線鬥爭問題的學習時講道：“這是啟發思想的一種爭論。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這是毛澤東同誌領導整風學習的結果，是思想上很大的進步。”
二、延安整風標誌著全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實現了認識過程的第一次飛躍
（一）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內涵的認識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同時也闡述了這一命題的基本內涵。他在報告中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其他領導人也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了相關論述，如張聞天在10月15日的報告中說“宣傳馬列主義提高全國的理論水平，特別要注意於以馬列主義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方法去教育共產黨員與革命青年。並以此去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研究中國曆史與中國文化的各方麵，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論述主要從三個方麵來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其一是學習馬克思主義重在學習它的精神與方法，立足於掌握馬克思主義觀察、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固守於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將其教條化。其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的曆史和現狀，研究中國的特點和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其三是要用中國的民族形式來解釋和闡述馬克思主義，使之為中國的老百姓所接受。這一論述從把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民族化的角度直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核心的內容。但六屆六中全會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解決黨的路線問題，因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闡述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撥亂反正的性質。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更多的是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講的，偏重於論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在隨後的延安整風運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經常出現在各種會議、報紙和刊物上，黨的領導人與理論工作者在運用這一概念的同時也在進一步從各個角度深化和細化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
在六屆六中全會的基礎上，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上述三層內涵作了更為細致的探討。在論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時，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艾思奇通過分析特殊與一般的關係，強調了必須將中國的特殊性放在人類曆史發展規律之內來理解，把握馬克思主義黨的一般正確性。他指出：“正因為要把握特殊所以我們就尤其要了解一般，堅持一般規律，正因為我們要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以就尤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正因為我們要具體地應用馬克思主義到中國的現實的特殊條件上來，所以我們就尤其要站穩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必然得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論。正如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所講的，缺乏調查研究、誇誇其談是“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
在對待中國具體實際的層麵上，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在這一時期也作了更為深入的論述。劉少奇指出：“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曆史實踐，並指導這種實踐。”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方麵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解釋中國社會；另一方麵還要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的基礎上，發現問題，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分析這些問題，最終找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毛澤東也曾講“要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