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學 任培秦 韋林珍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並向全黨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此後，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逐步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但是黨的七大之後，在黨的重要文獻及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講話和所寫的文章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卻很少使用，到解放戰爭後期，逐漸消失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現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代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法。本文擬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演變過程、演變原因及實質進行分析，以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發展。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
中國共產黨從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開始，就非常注意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的具體問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提出過比較清醒的看法。1919年，李大釗在同胡適進行論爭時曾表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麵。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哪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複如是。”他還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他的實境。”1921年，張太雷指出：要“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和方法正確地運用於各國具體特點的基礎之上”。1924年，惲代英提出：“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1927年，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蔡和森也曾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當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可以說，黨的早期領導人的這些認識和主張，已經涉及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來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傾向。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曆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還不可能真正地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但是，他們在實踐中努力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探索，卻有著積極的意義。
黨在幼年時期，由於不能正確認識和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而犯過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是教條地理解和照搬馬克思主義。大革命時期的右傾錯誤，是離開中國特點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右傾錯誤的代表者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離不開資產階級；幼稚的工人階級隻能幫助資產階級完成革命，而落後的農民則難以加入革命。這種錯誤的認識，使他們在現實鬥爭中找不到可靠的革命力量，當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時束手無策，革命遭受慘重失敗。而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錯誤的代表者，盲目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機械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結論和別國的經驗。他們不顧中國革命的特點，以城市為中心，幻想通過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形成所謂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的勝利。這種“左”傾錯誤，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它們都教條地理解和照搬馬克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給中國共產黨人留下了深刻的、沉痛的教訓。
遵義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獨立思考中國革命問題，但黨內還存在著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觀念。遵義會議以後，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具體實際問題，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但是，在中國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一方麵幫助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另一方麵又擔心在政策和策略發生“一百八十度轉彎”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是否有能力進行工作”。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看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弱小，中國的抗戰要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國共之間的任何矛盾，都有可能影響到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抗日。蘇聯的當務之急，是支持蔣介石積極抗日。因此決定“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37年11月29日，王明帶著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指示，以端正中共中央的路線為己任來到延安。在12月9日-1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報告的重點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強調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實際上就是要共產黨去服從國民黨。因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原則，與國民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顯然，他們把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了國民黨身上。他們的這些認識，不符合中國實際，王明卻照搬回國並加以發揮。王明的許多意見與中央的正確主張相違背，嚴重脫離中國社會實際，再次犯了照搬共產國際領導人指示和外國經驗的錯誤，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黨內思想上的混亂。許多人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麵的觀點，檢查總結過去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得失，承認過去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這種現象說明，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觀念在黨內仍然存在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為了總結全國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任務，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大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由此看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和思想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教條主義的產物。這個命題的提出，反映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從感性升華到了理性，實現了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關係認識上的一次飛躍。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演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