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楊少東
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60多年過程中有兩次曆史性飛躍。第一次指的是找到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勝利；第二次飛躍，指的是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
革命道路的中國化和建設道路的中國化為什麼能稱之為是“飛躍”呢？這裏有沒有判斷“飛躍”的標準？本文就此作一簡單探討。
一、標準之一——是否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
真理隻有具體的，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使這個普遍真理不至僵化而富有生命力。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我黨隻有了解了中國的國情，才能更好地從實際出發，製定出正確的方針路線和政策。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承擔的主要任務是領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選擇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這與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緊密聯係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神聖化，完全忽視了中國革命所麵臨的實際環境，機械地堅持“城市中心論”；另一種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態度，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路線，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主張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新道路。這條道路不僅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暴力革命學說，而且完全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革命的勝利，為農村包圍城市與城市中心論的誰是誰非問題作了最明確的回答。
正確認識我國國情，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樣極為重要。鄧小平曾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我黨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對我國國情認識不清，急於求成，盲目求純，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顛倒主次矛盾，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脫離了中國的客觀實際，不了解、不承認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初級階段，一方麵，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消滅了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增長，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也有相當的發展；但另一方麵，我們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低，經濟還很落後。這種客觀實際告訴我們，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脫胎而來的，不僅與發達國家不同，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也不能照搬書本，而必須從自己的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
二、標準之二——是否敢於突破陳規，解放思想，並以求實創新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來自社會實踐，必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創新。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需要創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曆史過程。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開始就掌握了它的全部，而是在實踐中運用和體驗，在克服自身的片麵性、封建性、教條主義等因素的消極作用中不斷深入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全麵的認識，從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化在共產黨人血液中。縱觀黨的曆史，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改革道路的開辟都離不開創新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衝破教條主義束縛，同黨內盛行的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堅決鬥爭，獨立自主解決了軍事和組織路線問題，才開創了新的革命道路，使革命走向勝利。新中國成立後，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因此，沒有創新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著新的理論創新。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創新。毛澤東跳出了蘇聯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為工作重點的革命模式，審時度勢，把部隊從敵人力量強大的城市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井岡山，建立了紅色政權，開辟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了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