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 黃玲
範文瀾是我國老一輩史學大師。他於1940年1月到達延安，1945年冬離開。期間正是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並最終贏得抗戰勝利的輝煌成就時期。這一時期的延安，從物質層麵上講，相當貧乏，正如葉蠖生在《我所了解的中國曆史研究室》中寫道：“大家突擊趕任務，每天都在油燈下工作到深夜。沒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幾粒棗子吃，覺得味道異常甘美。”但從文化層麵而言，確是非常富有，正如範文瀾在其所著《從煩惱到快樂》最後一部分中所言：“單從文化方麵講，邊區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也是新興文化的心髒。許多著名學者，聚集在延安周圍幾裏路以內，他們研究的心得，隨時開會報告。還有各式各樣的討論會、座談會、研究會、學習小組，請他們出席指導作結論。試問，什麼地方能夠接近這樣多的名師益友呢？所以居住邊區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會飛躍的進步。”範文瀾就是這一飛躍的典型，常被引為學習的楷模，其突出的成就是編寫了《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
一
唯物史觀派史學發端於五四時期，形成於社會史論戰中，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則進入它的高潮階段。抗日戰爭的爆發，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思想文化界也為之一變。這一時期，弘揚民族文化，發掘曆史遺產，強調一切服從救亡，成為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界的潮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合法化，也使得馬克思主義成長為思想理論界的重要一員，這些自然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特別是進入抗戰相持階段，更需要運用唯物史觀來係統地、科學地研究中國曆史，闡明社會發展的規律，指明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當時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三部著作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29年出版），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34年出版）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936年出版）。這三部著作有一共同之處，都是論述中國曆史上某一時期或某一領域的著作，並且學術性較濃，不利於一般讀者學習了解中國曆史。而範文瀾所著《中國通史簡編》則是第一部運用科學理論為指導而撰成的通史性著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豐碑之作，並且在書中克服了舊史繁瑣冗長的引文，化古代漢語為現代漢語，減少了讀者閱讀中的文字困難。而其編著的《中國近代史》，則為係統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近代史奠定基礎，開創了近代史學科體係。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對中國曆史的學習，這從毛澤東多次談及曆史的重要性中可以看出來。他認為學習曆史，了解中國國情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個任務……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著重談學習運動時，毛澤東談到古人講過：“‘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見韓愈《符讀書城南》詩）。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於牛馬穿了衣裳一樣。什麼叫‘古’？‘古’就是‘曆史’，過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單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國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1939年10月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又明確指出：“一部分同誌曾在這個偉大鬥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的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的曆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可見在範文瀾到延安之前，中國共產黨已充分意識到從曆史中獲得經驗的重要，亟須馬克思史學著作的示範作用，以便於廣大幹部群眾在唯物史觀的指引下學習中國曆史，認識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真諦，號召更多的民眾參與抗戰的洪流，認識到無產階級作為先進階級，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終將帶領人們走出剝削的泥潭。在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現實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能的。”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視貫穿整個延安時期。
延安時期，範文瀾個人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迅速提高也為其史學成就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而這又與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早在1937年夏季，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的情況下，為了幫助全黨幹部提高理論認識水平，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從哲學理論上批評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路線，強調實踐第一的觀點，同時，以豐富的事實和深刻的道理，論證堅持“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一原則的重大意義，為統一全黨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1939年冬，毛澤東和幾位同誌合作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對於兩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和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社會、近代中國革命的道路，作了概括而中肯的論述，其中很多論斷對於曆史研究具有指導意義。自然也指導了範文瀾的史學研究，他後來在史學研究中的理論突破與此有很大關係。
二
1940年初，範文瀾到達延安後不久，即被任命為延安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主任。隨後，毛澤東直接向範文瀾“交代了一件任務，要求在短時期內編出一本篇幅約為十來萬字的中國通史”，全書1941年5月完稿，當年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圖書出版後立即引起讀者的興趣，隨後為滿足廣大讀者需要，1947年3月上海希望書店以《中國曆史簡明教程》書名出版本書上冊，1948年7月，上海新知書店將《中國通史簡編》再版發行，一時廣為流傳。《中國通史簡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編著的一部係統論述先秦至鴉片戰爭的中國通史著作，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範文瀾於1940年5月發表了《關於上古曆史階段的商榷》一文，文中基本觀點構成範文瀾“西周封建論”學說基礎，該觀點在古史分期中占有很大地位，到20世紀80年代都沒有改變。
次年，範文瀾（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在中央黨校講《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對中國兩千年思想文化作了分析、評價，反映了他在經學史專史領域上的成就。當時毛澤東曾親臨聽講，並寫信給予充分的肯定：“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複古活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曆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鬥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麵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是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首先毛澤東肯定了《中國經學史演變》的意義，在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對長達兩千餘年，內容複雜的經學曆史作了首創性總結；其次，強調對經學的批判，特別是近代一些經學家的批判。原因在於“經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原始封建社會產生原始的經，封建社會發展，經也跟著發展，封建社會衰落，經也跟著衰落，封建社會滅亡，經也跟著滅亡。”反封建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基本內容，經學作為封建社會的主導文化，自然在反封建的洪流中要受到批判，特別是在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別有用心的複古前提下，所以《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側重於從批判的角度對經學史作總結，這是革命年代的特殊印記，新中國成立後則對經學史有了更全麵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