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總構成中，交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各個文化係統所影響的區域規模，受到交通條件的製約。不同文化圈所實現的文明水準，也為交通條件所規定。文明的進步，通過交通條件可以成千成萬倍地擴大影響，收取效益，從而推動曆史的前進。周秦漢唐文明的成就，包括交通建設的顯著進步。這一進步對於整個文明史的進程，也有重要的意義。
一、周人的交通貢獻
周人經營的早期航運中國航運史年代最早的文物資料，有陝西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墓葬中出土的兩件船形陶壺。而史籍中所見最早的反映河渭航運的資料，大約即《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張守節《正義》：“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為用也。”所謂“詩人歌樂思其德”，司馬貞《索隱》以為“即《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詩·大雅·公劉》有“乃陟南岡，乃覲於京”句，鄭玄箋：“山脊曰岡。”“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都邑之處。”說公劉擇定居地，曾經南渡渭水“升其南山之脊”，據高勘察渭北原地。
又《詩·小雅·南山有台》所謂“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反映周族當時的主體經濟形態除農耕而外，交通運輸即所謂“行”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當時水上交通運輸形式的作用，顯然已經受到特殊的重視。
渭水在公劉初時居地邰所臨河段，水麵已經相當寬闊。根據竺可楨先生的研究成果，當時氣候較現今溫暖濕潤，渭河水文狀況必然與今不同，“南渡渭水”運取材木，一定要有完備的航運設施和豐富的航運經驗以為條件。
《詩·小雅·小弁》：“有？者淵，萑葦淠淠。譬若舟流，不知所屆。”又《詩·小雅·采菽》：“泛泛楊舟，？？維之。”鄭玄箋：“楊木之舟泛於水上，泛泛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係其？，以製行之。”這些詩句反映了渭水上下航運已經開通。詩句記述周人熟練應用水上航具的情形，反映了早周航運的技術水平。
周文王時代，曾經架設渭河浮橋。《詩·大雅·大明》：“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的詩句。毛亨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玄箋：“天子造舟，周製也。”聯結舟船以架設渭河浮橋，顯示出周人經營的航運事業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充裕的航運工具和豐富的水上經驗。
除了渭水航道為舟人所利用而外，涇水、洛水的航運，也得到開發。《詩·大雅·？樸》：“淠彼涇舟，？徒楫之。”毛亨傳：
“淠，舟行貌。楫，棹也。”鄭玄箋：“？，眾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人以楫棹之故也。”可知涇河航運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舉師伐商事：“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這是一次對商王決戰前的重要的軍事演習。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可能就是盟津之渡。兩年之後，周人推翻商王朝的統治，借助了強大的水運實力。
史念海先生曾經指出：“周人利用河穀以之作為交通要道，渭河河穀可能是最重要的。”渭河較早有舟楫之利，“所以利用渭河河穀實際是浮船上下，而不是戎馬的馳騁。”運程由雍到絳，“渭河當然是必經的漕運航道。那時上距周室東遷才一百多年，渭河的水位當不至於有很大的漲落。周有浮船往來是不會有若何的困難的。”
“周行”與“周道”周王朝是依靠在各地分封諸侯，設置政治軍事據點以為藩屏，來維護中央政權的統治的，這種政治體製要求各地與周王室保持密切的聯係。以車兵為軍隊主力的特點，也要求各地有平闊的大道相通。
西周青銅器銘文和文獻稱當時由王周室修築，通往各地的大路為“周行”或“周道”。
《詩·小雅·大東》寫道：“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周道如砥，其行如矢。”又《詩·小雅·何草不黃》：“有棧之東，行彼周道。”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也有“封於周道”的文句。《左傳·襄公五年》引《詩》，也說：“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周行”與“周道”開築平直寬闊，兩側植有樹木，據說每隔一定的路段還設置供應食宿的設施。
周王朝控製的交通網的規模，隨著遠征的勝利和疆域的拓展又有所擴大。
東周交通的進步春秋時期，交通建設有了新的進步。大致在這一時期，太行山、秦嶺等險山峻嶺都已經開始有車路通行。以交通道路為主體的交通設施是否修整，當時已經是體現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標誌之一。晉平公當政時，晉國道路館舍失修，也曾經受到鄭國政治家子產的批評。
以交通幹道的建設為基礎，相應的交通設施也得以進一步健全。
《周禮·地官·遺人》說，貫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裏，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行旅飲食；每隔三十裏，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設有“路室”，並且有服務於行旅的糧草儲備；每隔五十裏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行旅消費品的儲積也更為充備。當時，中原各國政府普遍沿交通幹道設立交通站，置備車馬和專職管理人員，遇到緊急情形，則乘傳疾馳，次第相繼，使軍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達。
公元前486年，吳國完成了“溝通江、淮”的工程。邗溝的開通，是中國古代運河建設史上的創舉，邗溝通航，實現了南北水路的連接，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後，吳王夫差為了引舟北上，稱霸中原，又把邗溝向北延伸，進一步溝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
戰國時期，力戰爭強、激烈兼並的列國都十分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設，國際交通的條件也得到進一步的改善。據《荀子·榮辱》，當時，各個地區之間，有“巨塗（途）”“小塗（途）”等不同等級的道路相互聯係。見諸史籍的已經形成定名的交通幹道，有由成皋通往函穀關的“成皋之路”，由楚國南陽東北出伏牛山直通中原的“夏路”，由關中經漢中南下入蜀的“石牛道”，趙國、魏國、齊國之間的“午道”，由上黨通達河內的“太行之道”等。
大約開通於魏惠王十年（前360）的鴻溝，是繼邗溝之後又一條著名的運河。鴻溝溝通黃河水係和淮河水係，進一步便利了南北往來。
安徽壽縣曾經出土著名的“鄂君啟節”，共四件，其中三件是本節，一件是舟節，每節都有錯金篆書文字。就銘文中車舟所經過的城邑看，車節經過九個城邑，舟節經過十一個城邑。舟節文字規定，“屯三舟為一舸，五十舸”，所通行的水路以長江、漢水水係為主，東至邗溝，西至漢江上遊，南則循湘、資、沅、澧、廬諸水，也分別可至上遊。可見，在當時的水路交通體係中，運河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交通事業的空前發展為條件，當時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這就是“士”階層的興起和遊說之風的盛行。士的活躍，與舊有宗法關係走向沒落相聯係，標誌著束縛社會文化活力的血緣和地緣的羈絆逐漸被斬斷。他們通過遊曆四方的交通活動，促進各個地區之間相互的文化交往。
經過累年爭戰，在交通方麵居於優勢地位的秦國終於一一翦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的專製主義王朝。
二、秦王朝的交通建設
秦國交通的發展與秦的統一在《詩經·秦風》中，我們可以頻繁看到反映秦人喜好車馬出行的詩句，體現出秦人健勇豪邁的文化風格，也反映了他們重視交通的傳統。
秦人早期習於遊徙生活，傳說中秦先祖的事跡多以致力於交通而著稱於世。據《史記·秦本紀》記載，費昌曾經為商湯駕車，孟戲和中衍曾經為帝太戊駕車，而“蜚廉善走”，曾經以材力服務於殷紂王，此後造父更是交通史上的著名人物，據說以善於駕車而受到周穆王信用，曾經西行至於西王母之邦，驅車行進的速度，可以“一日千裏”。後來居於犬丘的非子，又以“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的畜牧專家的身份為周孝王在千河與渭河之間馴養馬匹。
隨著秦人國勢的發展，其交通文化的影響不斷擴大。例如蜀地風習，講究車騎隊列規模，《華陽國誌·蜀誌》認為，這是受到占領蜀地的秦人風習的影響。
秦人擁有較高的橋梁建築技術。秦晉之間黃河水麵架設的第一座臨時的浮橋，是春秋時期秦人設計修建。第一座常設的黃河浮橋，也是秦國工匠於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建造。
秦國交通發展達到較先進的程度，還可以從車輛製作技術的進步得到體現。我國早期車輛都是單轅車，就是車的前麵用一根直木係駕牲畜，控製方向。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雙轅車的模型，出土於陝西鳳翔戰國初期秦墓，這也是世界最早的標誌雙轅車產生的實物資料。雙轅車的出現，體現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進步。
秦人除了擁有雙轅車這種先進車型的發明權而外，當時所使用的運輸車輛數量之多，也是驚人的。《左傳·昭公元年》記載，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後子？前往晉國，隨從車輛竟然有“千乘”之多。《左傳·僖公十三年》記述，這一年因晉國遭受嚴重災害，秦國調集粟米援運，運輸過程從秦都雍城到晉都絳城，舟車相繼，而以渭河轉行黃河、再折入汾河的水運為主，曆史上稱作“泛舟之役”。
秦國軍隊善於“遠攻”，在秦的統一戰爭中，常年調動數以十萬計的大軍南征北戰，必須憑借強大的運輸力量保障後勤供給。以秦滅楚的戰爭為例，秦軍出兵60萬，可以想見秦國的交通運輸能力經受了何等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