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麵。佛教是由外傳來的宗教，而道教則是中國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的民族宗教。這兩種宗教都對中國文化發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響，所以對這兩種宗教的特質和精神的把握就成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提和基礎。在秦漢與隋唐時代，道教經曆了一個由產生而逐漸走向成熟發展的過程；而佛教則走過了一段由外來文化在中國生根、發芽乃至壯大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部分的路程。
一、秦漢時期的宗教
道教的形成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它產生於東漢中葉，然而它的醞釀與孕育卻可追溯到更早，其思想淵源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中國古代的傳統巫術。商周時期巫術就很盛行。商代以卜筮斷吉凶，決行動，巫師可以交通鬼神。到了周代，巫術熱潮逐漸衰退，然而在下層社會之中，巫術的力量仍然左右著人們的生活。這種巫術，在後來就為道教所吸收和繼承。
二是神仙思想和神仙方術。在先秦古籍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關於仙人、仙境、仙藥的記載。之後，在瀕臨大海的燕、齊一帶，出現了鼓吹長生成仙之術的神仙方士。至戰國末期，齊人鄒衍所創立的陰陽五行學說為方士所利用，從而促進了神仙家方仙道的理論化。這種神仙家的信仰和方士後來為道教所承襲，使神仙方術演變成為道教的修煉方術，神仙方士也逐漸演變為道士。
三是黃老思想。戰國以後，黃老之學流行。西漢初統治者提倡以黃老清靜之術治理天下，使黃老之學的影響日益擴大。一些神仙方士就使黃老之學與神仙方術相結合，使宗教色彩日益濃厚。到東漢時，最終形成了尊奉老子為神明的黃老道，黃老道後來又與方仙道合流，成為道教的前身。
東漢王朝從和帝劉肇（公元89年即位）開始，處於長期的政治黑暗時期，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輪番地把持朝政，日益腐敗，豪強地主兼並土地，大量農民淪為依附豪強地主的佃農或雇傭，受著極為殘酷的剝削，加之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瘟疫疾病的流行，使社會處於極度的動蕩之中。廣大勞動人民渴望擺脫這種深重的災難，而統治階級也極力企圖擺脫這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時，宗教的產生即成為一種客觀的社會需要。道教就在這種社會與曆史的背景之下而產生了。它的出現，不但迎合了勞動人民希望一種神靈拯救自己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幻想，也滿足了統治階級希望借助神靈的力量來使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和個人延年益壽的需要。
早期道教的活動早期道教分為太平道和五鬥米道。關於這二者形成的情況現在已很難詳考。早在西漢成帝時（前32-前7），齊人方士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宣揚仙人赤精子下教太平之道，後被判處死刑。東漢順帝時（公元126-144），琅？人宮崇向朝廷獻其師於吉所得的《太平清領書》，此為我國最早的道教經典，又稱《太平經》（今存殘本基本上保存了這部經典的原貌）。後來張角便以此書為經典，於東漢靈帝時（167-189）創立太平道，以“中黃太一”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自稱“大賢良師”，教徒數十萬，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
五鬥米道，亦稱天師道，它與太平道大約同時出現，其教義與太平道相似，創始人沛（今江蘇豐縣）人張陵。順帝時在四川鵠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境內）學道，建立道團，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信》（即《道德經》）為主要經典，自稱出於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道書，並向群眾傳道，受道人均要出五鬥米，故稱五鬥米道。東漢末年，五鬥米道的活動主要在川西北和陝南一帶，張陵死後，其子張衡繼續傳道，張衡死後，其子張魯又繼之。
這兩個早期道教的派別，主要是在下層群眾中間流行，都受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中部分反映勞動群眾願望和要求的思想，特別是其樸素的平等觀念和反對地主剝削的思想，深受農民群眾的擁護，為農民起義所利用，太平道於中平元年（184）發動了黃巾起義。五鬥米道亦與黃巾起義相呼應，在漢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統治近三十年。
黃巾起義被東漢政府殘酷鎮壓後，太平道歸於解體，漢中政權也於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5）為曹操所滅。
佛教東來佛教從何時傳入中國，難以確切指出。西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打開了中西交流的友誼之路，應該說印度佛教在此時就有可能傳播到西域之地。然而，迄今為止我們所了解的佛教傳入的最早記錄是西漢末“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經”。可見當時佛教已通過外國使節之口而傳入中國的知識分子之中。東漢初年，明帝夜夢金人，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於是明帝派遣郎中蔡忄音、博士弟子秦景等，到印度訪求佛法。永平十年（67），從大月氏請到印度僧人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帶回《四十二章經》及釋迦牟尼之像。因歸途中用白馬馱載經像，於是在洛陽城雍門之西建立白馬寺。又有楚王英（光武帝劉秀第六子）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齋戒祭祀，奉獻黃縑白紈，“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男居士）、桑門（即沙門）之盛饌”之說。這說明東漢初年佛教已經傳入，不僅受到王室和上層人士的關注，而且社會上已有居士、沙門的存在。從袁宏的《後漢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其教以修慈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欲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複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有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濟眾生。”這些認識雖然還顯得比較膚淺，還附會了黃老之學的無為觀念，但佛教善惡行為皆有報應的真諦卻被人們所理解了。不僅如此，它還說明，在理論方麵，佛教傳人中國的一開始就與中國文化發生融合，印度佛教中占主流的“無我論”
（無靈魂論）被改造成了“神不滅論”（靈魂不滅論），這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點。
漢代佛教的傳播以長安、洛陽為中心，也波及到其他地區，近年來我國南方如浙江、江蘇、安徽、四川、湖北等地發現大量佛教用於裝飾的情況，除了少數崖墓石刻佛像（四川樂山）、畫像磚（四川石舫、浙江紹興）以外，大多為銅鏡、搖錢樹、掛件、瓷器等物的裝飾，這種裝飾佛像明顯受印度秣荼羅藝術影響，尤其是在江、浙一帶，發現釋陶堆塑罐中貼塑佛像的實物不下三十多件，四川、湖北、安徽、湖南發現一些人俑往往出現西域人加白毫相的，亦是受佛教的影響。以上實物的年代均在東漢晚期到三國時期。
佛教傳入我國以後，最先受到帝王、貴族的信奉，主要在統治階級內部流傳。桓靈時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睲等先後來到洛陽，翻譯佛經多種，使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東漢時期所流行的佛教，屬於小乘教派，它所宣揚的教義，比中國自有的儒學之天人感應說和道教長生不老說更能迷惑於人，無論是貧苦無靠的勞動人民，或是企求永保富貴尊榮的統治階級均能從中得到慰藉，因而佛教就得以在中國迅速地興盛發展起來。
二、隋唐時期的宗教
道教的發展隋唐時期，道教的麵貌和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已經脫離了當初的原始狀態，成為有相對完整的經典、教義、戒律、方術儀式和教會組織的成熟宗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時道教轉變為官方正統宗教，成為足以同儒釋並立的、國家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唐朝皇帝與道教所尊教主老子同姓李，所以從唐高祖李淵開始，皇室就以教主的後裔自居，積極扶植道教，企圖借助神權來鞏固皇權。李淵規定了釋、儒、道三教次序，以道教為首，儒教次之，佛教被排在了最後。高宗時，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叫人畫老子像頒於天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又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衝虛真人，庚桑子為洞靈真人，以壯大道教的勢力。當時長安、洛陽兩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廟，道觀也建了很多，長安有三十所，全國有一千九百多所，道士一千五百餘人。玄宗時極力崇尚玄學，設立道舉製度，招收生徒專門研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等“真經”，每年按照儒學明經考試的方法對生徒加以考試，規定士庶均須藏《道德經》一本，造成一時研究道書的風氣。道書的造作也日益增多，道教的理論大為發展，著名的道學家如孫思邈、成玄英、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李荃、施肩吾等相繼出現。他們或以著述闡釋自己的學說，或以注釋道經發揮自己的思想，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對道教的教理、曆史、修煉方法、醫學、藥物學、養生學以及哲學思想、政治思想、軍事思想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