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桃姐》看小成本文藝電影的成功路徑
中國電影評論
作者：汪暮榮
【作者簡介】
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是導演許鞍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電影，桃姐是人名，即電影女主角，原名鍾春桃，原籍台山，自幼家貧，出生不久即被人收養，養父在日本侵華期間被殺，其母無能力再照顧桃姐，輾轉之下將桃姐安排到梁家當傭人，自十三歲起先後照顧梁家四代人共六十多年。電影《桃姐》主要是敘述桃姐生命中最後的兩年與梁家少爺羅傑（Roger）之間的故事。該電影是第68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影片，在國內外各大電影節當中斬獲無數獎項，是許鞍華導演最為重要的代表作。這部電影之所以成功，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原因。
一、重大題材平易化
香港導演許鞍華的電影大多有很深遠的寄托，2008年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和2009年的《天水圍的夜與霧》集中精力聚焦於位於香港邊緣地區及邊緣人群活，運用紀錄——寫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與二元對立的時空組織的敘事範式，對尖銳的社會現實問題和香港的身份認同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以冷峻的目光與深邃的洞察力透視全球化/本土化進程中的香港社會，追溯港人的生活方式、曆史傳統與文化記憶，以及在全球化時代的“流徙不安”。（《許鞍華說許鞍華》，鄺保威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224頁）這種電影創作不僅在於以影片平實地透視現實生活，更重要的是挖掘出生活背後隱藏的信息。對社會中各個階層中最為底層、處在角落裏的人物生存狀態進行關照成為他作品最顯見的主題，而人之情感則成為豐滿這些關於存在的影像最有力的元素。透過影片看到導演重視本土文化、意圖通過時空想象重建文化身份的努力最終用作品來表達香港的主體性焦慮與重建及其和空間建構之間的辯證關係，顯示出了導演許鞍華的人文情懷與悲憫意識。
這種源自生活的人物與主題的電影並非許鞍華一個人所察覺到，整個世界的電影越來越朝著這個方向進發。2010年卡梅隆帶著《阿凡達》橫空出世，他不僅收獲了全球近25億美元的票房業績，更是在全球掀起了3D潮。然而在第82屆奧斯卡金像獎的評選中，《阿凡達》僅獲得“最佳視覺”、“最佳攝影”及“最佳藝術指導”三個獎項，而《拆彈部隊》擒獲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極有分量的六項大獎。相比炫技的《阿凡達》，《拆彈部隊》從人性的角度，探討戰爭與人的關係，更具現實意義。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兩部電影的取材都很重大，一個憑借最為先進的3D技術來表現，另一個則以一個簡單的故事切入、對人性的深刻關注、對情感的樸實表達同樣也滿足了觀眾們的審美需求，並最終在藝術成就上超過了《阿凡達》，《拆彈部隊》做到了重大題材的平易化。
再看電影《姚姐》散文敘事是老套的，單線的。但是整體的電影質量並不平庸，首先取決於它的取材，喚醒了整個社會的關注與反思。任何一部文藝作品，如果沒有一種直指人心的力量，是很難在大眾的見仁見智的各色審美觀的考驗下存活的。社會的老齡化，緊迫的壓力壓在年輕人與老年人的身上，一個社會在這個問題的關注層度直接關係著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社會節奏的日益加緊，年輕人的生存環境日益變得遠離安逸，充斥著機遇與競爭，裹挾著高收入與身心高度透支，年輕人沒有時間用在老年人身上。老年人怎麼辦？養老問題怎麼辦？誰來供養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慰藉他們的精神生活？這個主題太過於重大，應該如何表現是一個需要大思考的問題。導演並未取大場麵，大製作，隻是選取一對平凡的主仆之間的小事作為故事，劇情裏沒有尖銳的二元對立關係，沒有深沉的情感糾葛，也沒有任何一個震撼心靈的大場麵，把所有的東西進行了平易化的處理，一部作品喚醒了整個社會的集體反思，《桃姐》以一個小的故事，做到了大的影響，是很難能可貴的。
·中國電影評論汪暮榮：從電影《桃姐》看小成本文藝電影的成功路徑二、紀錄風格與劇情風格雜糅化
蘇聯電影導演羅姆曾說過：“攝影機不是從假定性的視角來觀察事件，而是帶著對待事件的鮮明態度參加到事件本身中來的。”（[蘇]M·羅姆：《當代電影劇作的語言》，張由今譯，載《世界電影》1982年2期，24頁）電影對情緒的克製和紀實的追求，在鏡頭語言上也可見一斑。在很多可以將觀眾的感情調動起來的時刻，鏡頭沒有選擇推上去給一個極富表現力的特寫，而是按兵不動停留在原狀，甚至幹脆離開了對主角表情的記錄。這種刻意的壓抑情緒，並不是一種隨意的態度。按兵不動和故意壓抑，也是一種鮮明的態度。導演都沒有用視聽語言去強化，而是一如既往地、安靜地講述著，自然的光線、穩定的鏡頭，就是為了完整地記錄一個過程，呈現出生活的質感。基於此，在很多觀眾明明可以沉浸下去的段落，卻被硬生生地抽離開來，而由間離感帶來的思考應該會更有助於對真實的把握。影片對鏡頭語言采取盡量白描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