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門任意選修課，除了與燦爛一起選修的那門哲學，我還選了《20世紀西方小說鑒賞》，概念隻選了《影視欣賞》。在第十二周星期五的黃昏，透過通向陽台的那扇黯淡的玻璃門，我惆悵地目睹沉寂的黃昏滲進了空氣中。六點半，概念說，提醒我一下。他說話的時候盯著顯示屏，仿佛那話是跟電腦說的。他的眼睛熠熠生輝，他的身子淵停嶽峙，他的拇指快速靈活。麵對RED ALERT的地圖，他進攻防守，指揮若定，調兵遣將，當機立斷，像是一位運籌帷幄，決勝於千裏之外的將軍。在炮火連天，硝煙彌漫的間隙，他停下來接了一個手機，我隻聽到他興高采烈地大喊大叫，我七點鍾就去愛的小巢，現在正在跟電腦激戰，我非要把它打敗不可。後來我對他說，概念，六點半到了。他充耳不聞。又過了大約十分鍾，他終於一戰功成，大聲閱讀著關於戰況的結果統計，像一個窮兵黷武的國王對外國來使恬不知恥地炫耀自己的武力和侵略行徑。我高聲附和，好像那不是個人的勝利，而是全民的勝利。書包、Mind Act Upon Mind、手帕紙、軟盤、木梳，最後他還多此一舉地帶了一本《大學英語》。你有毛病啊？跟女朋友幽會還帶一本英語書。我說。沒看見《晃晃悠悠》中阿萊跟周文一邊做愛一邊看TOEFL單詞嗎？然後他奪門而出。他又兩次三番地敲門：我忘了帶手機；我走到樓底下，正在下小雨，有必要帶把傘；我竟然忘了帶論文，兩學分啊！
《影視鑒賞》隻要求在這天晚上呈交論文一篇就PASS，隻求字數，不問質量。論文題目有七八個，聽起來個個裝腔作勢大而無當。有一個是，結合具體影片分析非獨特性元素在電影中的運用，還有一個是《霸王別姬》的悲劇意識分析，概念寫的那篇論文內容要求是：通過探討後現代主義思潮，說明為什麼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能夠流行。概念的論文題目是《電影創造時代》，不用看也知道與要求隔了十萬八千裏。他未完成的時候，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草草地看了一下。錯字連篇。我調侃說，錯的字比不錯的字多。他振振有詞：你不是說過嗎？錯幾個字，別人懷疑你的水平，大麵積地寫錯字，別人隻會說你是故意的。Yeah，我是說過這樣的話，我還說過許多類似的話。比如：抄一個人的文章是抄襲，抄一堆人的文章就是創作；請一個女人吃飯很浪漫，請一堆女人吃飯很浪費。
概念第四次出門。我問：你還回來嗎？就是腦袋忘在寢室也不回來了，他信誓旦旦。他終於走掉了，謝天謝地。寢室裏的其他人像是蜂蝶，正散落在女人身邊、互聯網上、自習室、圖書館，同自以為是的愛情、知識和一時半會兒的快樂約會。我終於得以借用概念的電腦全力以赴我的論文。
除了概念，我們寢室都選了《20世紀西方小說鑒賞》，但總計上課不超過五人（次），其中我上過兩次，但總計不超過十分鍾。第一次，教授說：今天我講勞倫斯。說完，他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寫下了勞倫斯三個字，然後他說：勞倫斯，英格蘭人，生於1885年，死於1930年，代表作是《虹》。然後他轉身到黑板上寫虹那個字兒，我溜掉了。很多周以後，我第二次去聽他的課，他說：今天我講高爾基。說完，他轉身到黑板上去寫高爾基三個字，我走掉了。我還為我的不辭而別找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借口：這個教授恰好教我們的《大學語文》，一周一次課，又不是我的女朋友，犯不著一周之內見了又見吧！
這門課也是論文換學分，而不是考試抄學分，可以供我們評頭論足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隻有五個人：勞倫斯，海明威，肖洛霍夫，高爾基，卡夫卡。推理借了幾本書，古舊，生得比我們早，沒有人翻開過，腐朽的紙墨氣味，撲麵而來，還有劈頭蓋臉的意識形態。它們是：《英國文學名家》、《歐美現代派文學三十講》、《蘇聯文學史》、《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他們四人一人一個，把前四個作家瓜分完畢，剩下一個可憐兮兮的卡夫卡留給我了，我別無選擇。我想卡夫卡碰到我，他也別無選擇，隻有任我大放厥詞，算他倒黴。
他們瓜分之後，處置手段十分低級：先後找到四五段文章，然後依次抄在材料紙上。盡管一個段落與另一個段落在邏輯上有著一道天塹，但是他們甚至連幾個連詞都不願意寫，更別提來一個承前啟後的過渡段。
我向他們指出了這一點。我不應該自作聰明的，因為他們有自己振振有詞的理由：這些教授十分清楚我們的水平，再說他們根本沒有打算我們提出新觀點，要是寫得太好，說不定還被認為是在抄襲，所以我們最好是留下一些破綻。
我坐在電腦麵前一籌莫展。對於卡夫卡，我當時僅僅看過他那本遠非最優秀卻流傳最廣的《變形記》，至於《城堡》和《審判》，還有布洛德的《卡夫卡傳》，壓根兒聞所未聞。所以我隻有圍繞著《變形記》胡思亂想。我想到王小波也寫過一個《變形記》。但此《變形記》與彼《變形記》的距離恐怕要用光年來計算，我依舊毫無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