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一暑假，自不量力的我寫了一個長篇小說，試圖描寫我與我的朋友們的生活。但我寫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並不是我與我的朋友們的生活，它們是刻意編造出來的，背叛了虛構的合理性，是一廂情願的產物，窮盡我們的生活都不能找到與之相對應的現實。於是整個小說相當失敗，根本不配叫作小說；於是它惡心做作，弄虛作假，惡劣之極，糟糕透頂，自欺欺人，十分無聊，令人不快，總之，所有的貶義詞用來形容它都不過分。它還沒有寫完，我就對它不能容忍了，結果寫得虎頭蛇尾。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厭惡之情與日俱增，讓我後悔不迭。
它還存在著抄襲他人的嫌疑，這不僅體現在中心事件的架構上，還表現為一些格言式的句子，我一想起頭腦中的那些赫赫有名的表達，就舍不得放手。在這樣惡劣的行為中，十九歲的我的那種附會名人、貪圖便宜、好逸惡勞的本性暴露無遺。
在寫作技巧上，它犯了所有情有可原和不可原諒的錯誤。小說放縱了它的主人的情緒，一次次地代替人物說話做事；小說脈絡不清，內容也雜亂無章，什麼地方值得大書特書，什麼地方不該廢話連篇，作者一概不知，隻會搜索枯腸，將想到的任何東西都堆砌上去。
暑假我寫了一個描寫自己生活的長篇小說，但我一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名字。這暴露了很多問題：我對過去的生活記憶不清，我正過著一種不確定的生活，我對將來的生活沒有把握；我不知道生活應該是怎樣的，我不知道怎樣進入理應的生活；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什麼認識，我無力發現生活的本質，我缺乏抽象自己生活的能力。
後來，我好歹想出來一個名字：坐立不安。當時我覺得這個詞勉強能讓我滿意。
在大一下學期，我與符號的關係走入了窮途末路。我們最後一次吵架之後，符號依舊請我吃晚飯，然後送我上公共汽車。此後半年，我再也沒有去她的學校。次年，她還到我學校來過一次，一下午看完了我寫的所有東西。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麵，電話也不打一個，直到我忘記了她的電話號碼；聊天軟件上見了麵互相請安完畢後就馬上隱身。不過偶爾發一封電子郵件，問一下對方英語四級過了沒有、計算機二級過了沒有、上一學期掛了幾門，想尋找心理平衡。我聽到她的好消息，就心中老大不痛快，聽到壞消息，就心曠神怡，不知道她心裏是怎麼想的，估計她不會像我這樣。我與符號的關係走入了不歸之路，我知道這個故事平淡無奇的開頭和悄無聲息的結尾，但過程在我的腦子裏卻有如一團亂麻。我難以界定自己在感情破滅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是一個推波助瀾的破壞者，還是一個力不從心的建設者，抑或是一個袖手旁觀的局外人。而現在當我往後看的時候，隻有一個比較穩妥的視角：把一切羅列出來。
我在大一暑假動手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沒有任何娛樂活動。電視天線被狂風暴雨卷走了，隻能收到一個台。我隻有一台古老的錄音機，我要讓它唱出美麗的聲音。我買來王菲的《容易受傷的女人》和劉德華的《天開了》，盜版的，兩盤三塊。錄音機像是一個喜歡咬指甲的小孩，有隨時隨地咀嚼磁帶的惡習，它不止一次要把身材修長的王菲和麵色蠟黃的劉德華生吞活剝。我的手指不止一次伸進錄音機的胸腔，像是下五洋捉鱉。我的書桌上必備兩樣東西，剪刀和透明膠，用於修補磁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