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後，聽說廣東那邊發人瘟，死了不少人，藥店的板藍根被搶購一空，一瓶陳醋賣三十元錢一瓶，比酒還貴。我們這兒的一家雜貨店門口，立一黑板，上麵寫著一個大大的醋字，有的副食品商店外麵幹脆飄揚著一麵醋旗，有如古代的酒旗。返校之後，報紙上說，當地政府親自站出來辟謠，於是謠言止於智者，天下無事。
然後是我有點不愛去聽星期天的《國際公法》了，自從小布什一腳踹開了聯合國，美國大兵攜帶《花花公子》衝進伊拉克之後，搞國際法的普遍受到了打擊，有種價值失落感，我們的老師也顯得比薩達姆還頹廢，沒事兒就嘮叨說：M1主戰坦克開進了美索不達米亞，掠奪者無人機飛越了漢謨拉比，戰斧式巡航導彈扔在了古巴比倫，國際法成了一紙空文。
然後是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飯時路過我校小報副刊似的布告欄，我習慣性地掃了一眼：羽?泉歌友會取消；人文學院足球比賽，新聞01級大獲全勝；我校舉行的人才招聘會停辦；考研數學班報名從速；金融學院學生會會議推遲。最後一個是我百看不厭的尋物啟事：“本人在三食堂不勝丟失一個七匹狼的棕色錢包，內有身份證、學生證、借書證、飯卡、招商銀行一卡通、農業銀行金穗卡、IC電話卡、證券交易卡、注冊會計師考試證和現金若幹，希望拾到者歸還本人，本人不慎感激，願意拿出錢包內全部現金酬謝……”隨著漸漸湧現的人流，我手執飯缸心曠神怡地向前走去，沒看這個寫了兩個錯別字的馬大哈留下的電話。然後我的心情突然低落下來，顯然，諸多活動取消的通知，配合女足世界杯可能易地舉行的傳聞，暗示了“非典”的影響。而且，我開始不間斷地聽到“非典”這個詞了，這個不倫不類的新詞語，正在流行的道路上一日千裏，我討厭這個詞語，永遠不會對它習以為常。
學校給每人發了一個口罩，也有人說是用班費購買的，也就是我們自己掏的腰包。三塊錢一個。拿到口罩後，我們討論了一下它是十四層還是十八層，但從外表上看不出來的。包裝是一層粗糙發皺的白紙，似乎被雨淋過，一次性口罩幾個字，稀薄的淡紅色，像是落湯雞。我看了一眼，就把它扔進了抽屜。
《財務管理》老師上課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班沒人發燒吧？他的口氣是試探性的，他的眼光是不信任的，他一邊問一邊放下書，他的身子像賽跑者預備時彎曲著，好像一旦得到了肯定回答，就會如同聽到發令槍，起身奪路而逃。課後我們寢室裏的人一致認為，對付此類貨色，應當全班都像得了狂犬病那樣衝他集體咳嗽。《國際經濟學》老師上課時一會兒把門打開，一會兒又下意識地去關上。她自我辯解說：開著有點冷，不開怕有“非典”。補充：窗外飄著細雨，她穿著一條灰色短裙。《國際商法》老師透露：校長從北京考察回來，車廂內有一“非典”病人，所以他還有幾個隨行的老師都被隔離了。我們問，為什麼不坐飛機？答曰：那種火車座位比飛機更貴。有人小聲說：活該。在蒙古人用炮車把戰死的士兵，也就是黑死病的載體，扔進歐洲的城牆後，這蔓延於歐洲的瘟疫奪去了三分之一人口的時候，是不問地位高低，財產多少，待遇厚薄的。
楊蘭給我打電話說，她要被隔離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來自“非典”的恐慌。如果把自己的視野縱向無限拉長，我會看到，這種恐慌曾經不止一次地光臨過我們這個偏僻的星球，奔走在滅絕邊緣的侏羅紀的恐龍家族，冰河時代的原始居民，黑死病肆虐時的中世紀歐洲居民之間，這些可憐的生物，都曾嗅到了恐慌這個龐然大物的氣息。一場災難打通了人與動物、原始人與現代人、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感覺壁壘。這甚至讓我有點兒受寵若驚，過分的不幸跟過度的幸運一樣，都是來之不易的小概率事件，這樣的時代，並不是誰都能趕得上，當然這沒有什麼好炫耀的。我儲蓄了許多年的消極、悲觀、挫折，它們形成了湧動在我心底的暗流，不過無論它們如何縱橫交叉，都不曾破壞表麵的風平浪靜，而眼前的恐慌卻震破了覆蓋心靈的一層硬殼，於是表麵與內部、現象與本質全部被肢解了，就像岩漿奔跑在地表，森林沉降到地底。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的人，死亡從來就是我試圖通過思考而接近的命題，我認為生存與死亡相比，未必更加優越。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卻開始惶惶不可終日了。我與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同樣不排斥自殺，但他身為一個一戰中的德國兵，麵對圍攻上來的意大利軍隊，能夠坐在大炮上吹口哨，還能把貝多芬第七交響曲吹得出神入化，而我卻被不確定和不廣泛的死亡嚇破了膽，開始小心看管起自己的生命，疑神疑鬼，縮手縮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