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崇玲
陶行知先生（1891-1946）是我國近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他致力於教育30年，始終把祖國人民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把改造社會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目標。他一生為改革舊教育，建立新教育，謀求中國的光明，獻出了畢生的精力，在教育事業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陶行知在發展祖國學前教育事業方麵也立下不朽的功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他就通過編著《創設鄉村幼稚園宣言》、《幼稚園之新大陸》、《曉莊幼稚教育》、《幼稚教育論文集》等書文闡述了他的學前教育思想，他不畏艱險，奮力衝破種種阻撓和迫害，積極從事於開發學前教育事業的實踐。在他倡導下，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創辦了為工農服務的幼兒園、鄉村幼稚學校，建立了學前教育研究機關，對學前教育進行了一係列科學研究工作，並取得一定成果。陶行知先生的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是豐富多彩的，認真研究和總結這些經驗對發展當前幼教事業是有現實意義的。
幼稚園下鄉、進廠運動
陶行知先生學前教育思想的著眼點是人民大眾，他從工農大眾的需要出發，論述了學前教育的重大意義。在《幼稚園之新大陸》一文中，他斬釘截鐵地指出：工廠和農村最需要幼兒園。他說：女工區域最需要幼兒園。“婦女上工廠做工，小孩子留在家裏無人照應，最感痛苦，若帶在身邊，那工廠裏的特殊緊張之環境，便要阻礙兒童的發育。”因此，他認為必須為女工的孩子辦幼兒園。這樣既能使幼兒受到教育，又使女工不必“心掛兩頭”，身邊又無拖累。他又指出：“農忙的時候，田家婦女們忙個不了，小孩子跟前跟後……倘使農村裏有了幼稚園，就能給這些孩子一種相當的教育，也能給農民一種最切要的幫助。”為了工農的利益，他高呼“幼稚園的下鄉運動和進廠運動必須開始”。
陶行知先生還從國家的前途、幼兒早期教育的重要，論述了學前教育的巨大意義。他說：“凡人生的需要之重要習慣、傾向、態度多半可以在六歲以前培養成功。”他認為6歲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培養得好，以後隻需堅持下去，自然會成為國家的人才，社會的優良分子，倘若培養不好，“習慣成了不易改，傾向定了不易移，態度決了不易變”，糾正起來就要費“九牛二虎”之力，如果任其發展就會“自害害人不止”，對國對民貽誤不淺。為此，陶行知先生強調學前教育是一件大事，他說：“小學教育是建國之根本，幼稚教育尤為根本之根本”。陶行知先生的早期學前教育思想盡管反映著“教育救國”的改良主義思想，但他在當時廣大工農處在水深火熱災難中，“不但勞苦大眾的孩子沒有資格，連中產人家的兒女也休想插入，至於農村更找不到幼兒園的蹤跡”的形勢下，為國為民，為女工農婦的子女大聲疾呼開展幼兒園的下鄉、進廠運動，這不能不是大膽的進步的主張。陶行知先生認定幼兒園應當為工農群眾及其子女服務，而要做到這點，首先碰到的是三個攔路虎，那就是幼稚園害的“三種大病”，即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他憤怒地揭露道：“試一參觀今日所謂之幼稚園，耳目所接，那樣不是外國貨？他們彈的是外國鋼琴，唱的是外國歌，講的是外國故事，玩的是外國玩具，甚至於吃的是外國點心，中國的幼稚園幾乎成了外國貨的販賣場，先生做了外國貨的販子，可憐的兒童居然做了外國貨的主顧”。他還指責當時幼兒園花錢太多，說幼稚園花錢既多，就得多弄錢提高學費，這樣就隻有富貴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園成了富貴人家的專用品，平民是沒有份的”。
陶行知先生針對舊中國幼稚園害的“三種大病”，堅決主張“要把外國的幼稚園化成中國的幼稚園，把費錢的幼稚園化成省錢的幼稚園，把富貴的幼稚園化成平民的幼稚園。”因此，他主張第一，要建設中國的幼稚園，“要力謀幼稚園適合國情”，不要“儀型他國”趕時髦，搬洋貨。但外國教育中“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東西可采用。幼兒園應以鄉土教材為主，多用自然界陶冶幼兒。第二，要建設省錢的幼稚園，要打破外國的偶像。要因陋就簡，用本地木匠或本村小學自製的作品做玩具、教具，並應選拔培養本地的師資。第三，要建設平民的幼兒園。他認為做到了中國化、省錢化，平民的兒童也就有享受“機會均等”的條件了，隻要認真宣傳、推廣，平民化也就能夠實現。
從陶行知先生對舊中國學前教育的無情抨擊和針鋒相對地提出三點改革的主張，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工農及其子女的深情的熱愛和關懷，表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注重實際的精神，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