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海燕 田建榮
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是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從1936到1948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對於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特別是它在教育上的偉大實踐和意義，它所創造的經驗和做出的優異成績及貢獻，在曆史上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高等幹部教育是延安時期教育發展的重點，它所形成的傳統，給當今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打上延安時期的印記。因此，深入研究延安時期的高等教育觀念及其影響，是讓世界真正了解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是促進文化協調與選擇、探索中國高等教育本土化問題的一個最直接和最臨近的曆史基礎。
“如果我們在西北能有幾年和平，我們在教育方麵的成就將會使全國震驚！”
有人說，中國革命“起於東南，成於西北”。的確，當中國革命處在生死攸關時，陝北紅色根據地，這僅存的一個，為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點”和“出發點”，否則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我們就不得下地”。從此，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就由東南轉移到了西北，延安成了革命聖地和著名的“紅都”。
以延安為首府的陝甘寧邊區，地處貧困山區。這裏主要以農業、畜牧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經濟發展十分落後，特別是好幾個世紀以來，該地區文化趨於停滯狀態。首任邊區教育廳長徐特立說：“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以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角落。”然而中國革命特有的鬥爭形式，卻偏偏選擇了陝北延安這塊貧瘠荒涼的土地，並要求在此建立起當時最先進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奠定新中國的雛形。當時由於形勢的變化，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在“西安事變”的推動下，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陝甘寧根據地逐步完成了從蘇維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過渡。抗日民主政治的推行，極大地調動了邊區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政治熱情和抗日積極性，加之邊區新政府又實行新的經濟政策，這不僅使邊區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度過了難關，挫敗了敵人的經濟封鎖陰謀，也為自身的發展和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隨著生產的發展，群眾物質生活的改善，文化要求被強烈地提了出來，而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相對和平的環境也為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由於邊區人民長期受農業文化的影響，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很強，封建迷信、無知愚昧、種種偏見、族規習俗禁錮著這些山區農民的思想。為了改變他們的這種思想狀況，紅軍除用自身的“工業化”對這裏化石般的文化進行激烈的思想撞擊外，還以其強大的宣傳攻勢，把革命的思想逐步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不久，共產主義思想與道德便取代封建禮教而逐漸成為人們的大眾意識，“一種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觀念開始慢慢地滲入到農民意識的深處去”。
共產黨人在這些人們中間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鴉片、乞丐、失業和貪官汙吏被“消滅”了，“纏足和溺嬰是犯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剩下的便是歡歌和笑語，邊區軍民個個充滿著朝氣蓬勃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這裏，生活雖然艱苦，但每個人的心情卻都“十分舒暢”、“十分愉快”。正如毛澤東給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題詞所揭示的那樣，是“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
為了更進一步提高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造就革命所急需的大批幹部和專業人才，延安和陝甘寧邊區還辦起了千餘所幹部學校和各種訓練班，其中有著名的抗大、陝北公學、延安大學等；中小學教育也在以前薄弱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小學校數由此前的120所增加到880多所；社會教育發展也很快，建立了冬學、識字組、夜校、民校、民眾教育館等，把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學政治、學文化、學科學，取得了廣泛的社會效益，邊區的文盲率降低了10個百分點。
陝甘寧邊區在短短的時間內，在各方麵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這使它抵擋住了在技術上和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敵人。而在教育上的成績又最終證明徐特立當時對斯諾所說：“如果我們在西北能有幾年和平，我們在教育方麵的成就將會使全國震驚！”並不是“吹噓”。
抗大之所以能中外馳名，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它在中共的領導下，以布爾什維克的風度，克服了一切困難，（特別是）在教育的曆史上創造了一套新的辦法”
延安時期，由於處在戰爭環境中，還不可能實行統一的學製，但大體上可把教育分為幹部教育和群眾教育兩種。幹部教育包括高等幹部學校、中等幹部學校和各種訓練班；小學和成人社會教育組織屬於群眾教育。
為了使教育的發展能更有效地配合革命鬥爭的任務，中央明確指示：“在目前條件下，幹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但在幹部教育中，培養高級幹部的教育實又是當時全部教育工作的精華之處。抗戰初期，單在延安集中建立的、直接由中共中央領導的高等幹部學校就有17餘所，學生數萬人。著名的有中央黨校、抗大、陝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中國女子大學、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等。它們是反映延安時期高等教育發展和體現高等教育觀念更新的典型代表。其中尤以“抗大”最負盛名，堪稱延安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象征。這裏我們就“抗大”為例，展示一下那個時期高等教育的觀念、模式及其影響。
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在陝北瓦窯堡成立的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它實際上是江西時期紅軍大學的繼續。1937年1月20日才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並把校址從保安遷到了延安。抗大當時是經南京國民政府批準設立的屬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唯一的一所大學。
抗大一經產生，便很快因其“有許多獨特無二的地方”而聞名全國，蜚聲海外。
在國內，抗大和為人們所熟悉的昔日黃埔有“先後輝映、彼此競美”之處，但抗大比黃埔更革命、更進步，其貢獻於國家民族與社會的成績也更大。在抗大及其分校存在的九年時間裏，抗大為抗日培養出了20多萬名幹部，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均成為忠實於民族革命的骨幹，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主力軍。特別在抗戰期間，抗大畢業學員馳騁於全國各個戰線，不斷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西方高校培養出來的軍官。敵人對抗大恨之入骨，甚至叫囂“寧願犧牲二十個兵，也要捉到一個抗大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