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火葬
安葬死者是喪葬活動的重要環節。
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上，由於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千姿百態，加之外來文化的影響，安葬死者的方式多種多樣。古代葬式除最為常見的土葬外，比較流行的還有火葬、水葬、樹葬、天葬、懸棺葬、甕棺葬、屈肢葬、二次葬、割體葬等等。
我國曆史上包括漢族在內的許多民族都實行過火葬。這種葬俗的流行地區之廣，延續時間之長，對社會影響之大，僅次於土葬。
火葬在我國出現得很早，可追溯到數千年前的原始社會。一九四五年發掘位於甘肅臨洮寺窪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時，在一座墓葬的陶罐中盛有火化後的骨灰，這是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火葬實例。先秦諸子中已有關於火葬的記載，《墨子·節葬下》雲：“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義渠屬古代西羌族的一支，地近秦國，當時主要活動在今甘肅慶陽一帶。《呂氏春秋·義賞》雲：“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不焚也。”意思是說他們被其他部族俘獲以後，並不懼怕捆縛囚禁之苦，隻是擔心死後不能得到火化。可知火葬是該民族最理想的安葬方式。上述材料說明，火葬的習俗至遲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開始流行，當時采用火葬的主要是西北地區的羌、氐等少數民族。
漢、唐時期，火葬的流行地域逐漸擴大，但仍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地區。漢代汶山郡的冉癉夷，“死則燒其屍”（《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原屬漢代日南郡象林縣的南朝林邑國，“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南史·夷貊上》）。唐貞觀四年（630），東突厥首領頡利可汗被唐將俘獲，數年後死於長安，“從其禮俗，焚屍於灞水之東”（《舊唐書·突厥上》）。
唐代以前的史籍中沒有關於漢族實行火葬的記載，這裏僅可舉出一條埋藏在地下的文物資料，一九二八年出土的《漢五鳳石函記》有如下文字：
惟漢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
校尉卜伊討北海，四十戰，卒上穀，火葬家焉。
“五鳳”是漢宣帝的年號，五鳳二年即公元前五十六年。漢族火葬的曆史雖可追至西漢時期，但直到唐代，這種葬俗尚未被漢人普遍接受。
大約在五代時期，火葬在漢族中逐漸流行開來。《新五代史·晉高祖皇後李氏傳》記載，後晉亡國後，晉出帝和部分皇室貴族被契丹人掠往建州，李太後臨終前遺言出帝：“我死焚其骨，送範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帝從其言，“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同書《晉高祖安太妃傳》記載，安太妃卒於自遼陽徙建州途中，臨卒謂出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揚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死後焚屍而葬。李太後和安太妃為後晉皇室的重要成員，她們死後都是火葬的，說明漢人實行火葬在當時已不是個別現象。
宋、元之際，火葬風靡各地，是古代火葬最為盛行的時期。《東都事略》記北宋初年葬俗：“近代以來，遵用夷法，率多火葬。”《宋史·禮誌》記南宋民間火葬：“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癊而棄捐之。”《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記載，元代“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以柴薪之上，以火焚之。”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宋末元初來到中國，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遍遊全國，他在相當於今天的寧夏、甘肅、河北、山東、湖北、四川、江蘇、浙江等省區的許多地方，都親眼看到了火葬的情況，並詳細記載於《馬可·波羅行紀》之中。除文獻記載外，考古工作者還在全國的十幾個省市發現了大量的宋元時期的火葬墓，遍布南北各地。
當時民間火葬的具體過程，各地不盡相同。《馬可·波羅行紀》詳細記載了今敦煌一帶居民死後火焚的各種儀式：
人死之後，家屬必須請陰陽先生選定焚屍的日期即所謂“吉日”，日期未到，屍體則停放於家，有的甚至要停放六個月之久。屍體用色彩斑斕的布帛裹覆，放在棺材之中。棺材要做得非常嚴密，不留縫隙，表麵施有各種彩繪，棺內放很多樟腦香料，以除屍臭。停喪期間，每日必陳飲食於柩前桌上，供死者之魂“享用”。焚屍前，死者的親屬在靈柩經過的途中建一木屋，裹以金錦綢絹；柩過木屋時，屋內的人呈獻酒肉和其他食物於柩前，讓死者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享受。到了焚屍的場所，將盛屍的棺柩同預先用紙紮做的人、馬、駱駝、錢幣等物一起放進烈火焚毀，認為這樣死者就會在陰間得到奴婢、牲畜和錢財，火葬儀式至此宣告結束。
馬可·波羅還記述了江南水鄉杭州的火葬習俗：“人死焚其屍。設有死者，其親友服大喪，衣麻，攜數件樂器於屍後，在偶像前作喪歌。及至焚屍之所，取紙製馬匹、甲胄、金錦等物並屍共焚之。”杭州城居民的火葬儀式似乎比敦煌一帶簡單。有些地方的火葬則更為簡單草率，“親死肉未寒，即舉而付之烈焰”。
城市居民焚屍的場所一般都在城外，而且通常在佛教寺院中。南宋海鹽縣城西五裏，有專門焚燒屍體的“焚化院”（《閑窗括異誌》）；吳縣城外通濟寺內，設有“化人亭”（《黃氏日鈔》）；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狀》雲：
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隅，可一裏。本寺久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謬見，久溺人心，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肉未寒，即舉而付之烈焰，杈棒碎析，以燔以炙，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
狀文中詳細描述了城外通濟寺“化人亭”焚屍的情景。元代都市內嚴禁焚屍，必須到指定的離城較遠的地方焚化，地點也多在寺院內。（《馬可·波羅行紀》）有些城鎮則在河邊沙灘上焚屍，“衢人之俗，送死者皆火化於西溪沙州上”。（《夷堅誌》）禁止在人口稠密的城內焚化死屍，當是從衛生的角度考慮的。
對屍體焚化後所餘骨灰的處理，有多種方式。很多火化場設有“癋骨池”，骨灰置於池中。《清波雜誌》記宋代浙右風俗：屍體在寺院焚化後，僧人“鑿方尺之池，積涔蹄之水，以浸枯骨”，每逢節日，家人攜帶供品設祭於池邊。有的將骨灰寄放在寺院，任僧徒處置，如河東一帶“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癊，取骨燼寄僧舍，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以為俗”（《倦遊錄》）。有的將骨灰投於“清冷之淵”，拋撒到江河水流中去。也有的把骨灰收貯在陶罐、瓷甕、木匣、瓦棺或石棺內，修築墓室，起墳埋葬，火葬後而土葬。目前發現的宋元時期的火葬墓，就屬於這種情況。據元人李京《雲南誌略》記載，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對骨灰的處理又別具一格，或“葬其骨於山”，或“不收其骨”，棄之荒野。
民間的火葬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如《水滸傳》第二十六回“鄆哥大鬧授官廳武鬆鬥殺西門慶”描寫武大遭潘金蓮毒害身死後被火化的情景：
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娘子說道：隻三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第三日早，眾火家自來扛抬棺材……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癋在池子裏。
詳細地記述了火化武大的全部過程，諸如入殮、停喪安靈、焚屍、處置骨灰等，與史籍中記載的火葬儀式大致相同。《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羅貫中係元末明初人，長期生活在社會基層，遊曆甚廣，他們記述的風土民情多為其耳聞目睹，是了解當時民間火葬習俗的珍貴資料。
明、清時期，火葬的習俗仍在民間流行，邊遠地區尤甚，“死者皆火焚”的現象比比皆是。明代雜劇《劉盼春守誌香囊怨》有辭雲：“如今買了個棺材殮了他，眾親戚鄰裏都送出城去火焚了罷。”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清人黃汝成在集釋《日知錄》時描述了清代道光年間江南名城杭州火葬的情形：“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猶沿其俗，至為慘傷，而長官不為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誡諭，習為故常。”直到清代末年，河南開封一帶還對夭折的幼童實行火葬，“如二三歲小孩因病殤亡，必焚其屍於野，使成灰隨風而散，其意謂除其禍根，以保下胎之安寧也”（《清稗類鈔·喪祭類》）。由於朝廷嚴加禁止，明、清時期的火葬已不如宋、元盛行，呈日漸衰微之勢。
以上簡單回顧了我國古代火葬的曆史，人們不禁要問，古人為什麼要實行火葬？我們從兩個方麵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火葬的流行與佛教的輸入有直接關係。佛教自東漢時期從西域傳入中國以後，頗受封建統治者的厚愛，日漸昌盛，風靡一時，其影響波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喪葬活動亦不例外。佛家是主張火葬的，即“戒火自焚”，佛門弟子死後一般都實行火葬，南朝慧皎《高僧傳》就記載了許多中外名僧焚身火葬的情況。隨著佛教在民間的流行，火葬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寰宇瑣記》雲：
自釋氏有火化之說，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美其名曰“火葬”。其間無貲營葬者半，惑於釋氏之說者半。
其中明確談到，很多火葬者是“惑於釋氏之說”，即受佛教影響的結果。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多次說明，他所見到的焚屍者全都是“偶像崇拜者”，即信奉佛教的人。宋、元時期的火葬場多設在佛教寺院之中，由僧人操辦焚屍事宜。考古中發現的火葬墓，棺蓋和墓誌上常常寫有梵文經咒，有的墓碑上還刻有佛像，這些死者實行火葬，無疑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關係。上述情況都說明，古代民間流行的火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習俗的影響。
其次，實行火葬也有經濟上的原因。《宋史·禮誌》雲：“河東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清波雜誌》亦雲：“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在地少人多的地區，采用火葬不失為節省土地的一種好辦法。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記載：“近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丞相仲遠的祖父、父親之所以實行火葬，是因為家境貧寒，無資土葬所致。至於那些饑寒交迫的貧苦農民，既無錢財鋪張喪事，亦無土地掩埋屍骨，隻好火焚其屍、棄骨荒野。居住在城市裏的破產商人、小手工業者和貧民階層，也常常采用既簡單又節省的火葬。據《夢粱錄》記載，南宋杭州城內有些窮困潦倒者，“死無周身之具，妻兒罔措”，不用說土葬，就連最簡單的火葬也無力置辦，需要別人的資助。有行善積德的江商海賈，“則給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終其事”。這些人實行火葬的動機並非“惑於釋氏之說”，屬於“無貲營葬者”。另外，一些遠行在外的羈旅亡人和從軍應役者，與家鄉遙隔山水，死後不便送歸靈柩，也往往以火為葬，焚屍揚灰於異地他鄉。
火葬雖在古代盛極一時，但其境遇不佳，曆來被封建統治者視為有傷風化的“惡俗”而屢加禁止。依漢族的傳統觀念，死者最理想的歸宿是九泉黃壤，火葬“慘虐之極，無複人道”，是難以容忍的“焚如之刑”。在我國古代，一些生前惡貫滿盈的“極惡”之人，死後往往被掘墳剖棺，焚屍揚灰；有的為了發泄對某人的刻骨仇恨，也經常采取毀其祖墳、焚其屍骨的極端方式。因此，唐代以前佛教雖早已傳入，但其火葬的習俗卻未被漢族所接受，隻有邊遠少數民族和佛教僧徒實行火葬，普通漢人火葬者猶如鳳毛麟角。五代以後，由於佛教文化的全麵滲透、異族的大量內遷以及經濟方麵的原因等諸多因素，人們對火葬的抵觸情緒逐漸減弱，火葬隨之在民間盛行開來。但作為封建朝廷，則一直對火葬采取嚴加禁止的態度。北宋初年，太祖趙匡胤曾下詔禁止，《東都事略》載其詔曰：
王者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製，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
南宋時亦多次設禁，《宋史·禮誌》載紹興二十七年（1157）禁令：“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之。”到了元代，朝廷仍禁火葬。特別強調要禁止漢人火葬，對軍卒、客旅及少數民族則放寬限製。明王朝的態度更加嚴厲，除詔令天下外，還將禁絕火葬寫進法律條文，《大明律》的禮律和刑律規定：焚毀尊長及他人屍體者，處斬刑、流刑或杖刑。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保證禁令的實施。清政府不僅將明律中禁火葬的條款照搬到清律中來，而且還別出心裁地采取鄰人地保互相監督製約的辦法貫徹禁令。發現違禁者要“報官嚴拿，盡法懲治”；知情不舉者與違禁者“一體治罪”。
為了杜絕火葬，曆代封建朝廷除嚴令禁止外，還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針對很多人實行火葬是因家貧無葬地所致的實際情況，官府常常出麵安排葬地。《宋史·禮誌》記載，北宋元祐年間，韓琦鎮守並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戶部侍郎榮薿建議：“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被朝廷采納，下詔頒行。元代規定：“其貧民無地葬者，則於官荒地內埋了；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元典章》卷三〇）。明朝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諭令禮部：“其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為義塚，俾之埋葬。或官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明太祖實錄》卷五三）。由國家出資為貧窮者和無主之屍設置的葬地，古代稱之為“漏澤園”或“義塚”，類似於後來的公墓。
由於佛教文化的根深蒂固，加之沒落的封建製度不斷地使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淪為赤貧，盡管曆代封建統治者屢頒禁絕火葬的詔令，甚至動用法律武器，並大發慈悲地開設了漏澤園，但聖上旨意和嚴刑峻法仍難改變人們的宗教信仰；杯水車薪的漏澤園也不能使所有的赤貧者都沐浴到“浩蕩皇恩”。因此，民間的火葬之俗禁而不止，革而不除，盛行於封建社會後期長達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