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受靈魂不死觀念的支配，多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安排後事：修築墳墓，使死者有安居之處；建封立樹，以標識死者的身份等級；隨葬各種器具和珍寶財物，供死者盡情地享用……通過諸如此類的喪葬手段，力圖將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和擁有的財富再現於鬼魂世界。帝王和達官貴人生前榮華富貴，死後的喪葬則極盡鋪張奢侈之能事；社會上的其他富有者亦競相仿效，在操辦喪事時大講排場。代代相因，上行下效，導致了曆史上經久不衰的厚葬之風。
厚葬的風氣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的生活極端困苦，居處簡陋，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原始人受物質條件的限製，沒有能力對死者進行厚葬。以半坡先民為例：多數人死後沒有葬具，以身親土，墓坑淺而窄小，僅能容屍；僅三分之一的墓有隨葬品，主要是生前必備的實用器皿，如燒飯的陶罐、飲食的陶缽和汲水的尖底瓶等，另有少量簡陋的生產工具（石器）和裝飾品。半坡人處於母係氏族公社的繁榮階段，原始的農業、手工業和家畜飼養業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死者的墓葬尚且如此簡單，比他們更早的原始先民的喪葬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根本談不上什麼厚葬。
到了父係氏族公社階段，社會生產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勞動收獲除滿足生活需要外還有所結餘，出現了剩餘財富。與此同時，氏族內部也發生了分化，私有製和階級開始萌芽，產生了淩駕於一般氏族成員之上的少數特權階層。這一社會變革也反映到喪葬習俗上，出現了個別人死後厚葬的現象。如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差別懸殊：大多數墓簡陋狹小，沒有葬具，隨葬品很少或空無一物；個別墓十分寬敞，有結構複雜的棺槨葬具，死者佩戴華麗的玉石飾物，隨葬玉器、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還有豬頭、鱷皮鼓和肉食品。類似的情形還見於黃河上遊的齊家文化，當地居民有隨葬豬下顎骨的習俗，以代表生前所擁有的財富，貧窮者的墓內往往沒有或僅有一塊豬下顎骨，最富有者則達六十八塊之多，其他隨葬品也多寡懸殊，貧富昭然。不難看出，厚葬的習俗是在原始社會解體的過程中出現的，厚葬者隻是少數生前擁有眾多財富或占據高位的特權人物，尚未形成普遍的厚葬之風。
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厚葬的風氣日益盛行。商代是我國目前已知有文字記載且經考古證實的第一個奴隸製王朝。商王和貴族死後，普遍實行厚葬。王陵由巨大的墓室和數十米長的墓道構成，規模宏偉壯觀，陵內有華貴的棺槨和豐富精美的隨葬品，可惜已被曆代的盜墓賊洗劫一空，詳情不明。重達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以其雄偉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藝著稱於世，這件舉世聞名的珍寶就是從殷墟的一座王陵中出土的。一九七六年發掘的婦好墓，是殷墟考古半個多世紀以來所發現的惟一一座沒有被盜墓者“光顧”的王室貴族墓，出土各類隨葬品一千九百二十八件，還有近七千枚海貝。其中的四百六十餘件青銅器，有很多是前所未見的珍貴禮器，精美絕倫；七百五十餘件玉器均為浮雕和圓雕製品，工藝精湛，種類繁多，僅動物形象就有近三十種；三件象牙杯精雕細刻，是稀世罕見的藝術珍品。墓主婦好是商代有名的“中興”之王武丁的配偶，屬王室高級貴族，但比起商王來還是有等級之差的，墓葬的規模也遠不及王陵氣派。後妃的隨葬品已如此豐厚，商王的厚葬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不僅商王和高級貴族，一般中小貴族死後也普遍厚葬，隻是厚葬的程度不同罷了。
周代依然厚葬，並且將其製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繁縟複雜的喪葬禮儀，據《周禮》《儀禮》《禮記》等禮書記載，周代對不同階層死者的喪儀、墓穴、葬具及隨葬品等都有明確的規定，體現出嚴格的等級製度。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愈高，喪儀愈隆，葬埋愈厚。從已經發掘的西周高級貴族的大墓來看，隨葬品都頗為豐厚，以種類繁多、組合有序的青銅禮器為主，有烹肉煮飯的鼎、□，鬲、甗；飲用美酒的爵、觚、觥、觶；盛水盥洗的盤、匜、盉、繱；殿堂奏樂的編鍾以及田獵巡遊的車馬器具等。器體多飾以精美的花紋，富麗堂皇；有的還鑄刻長篇銘文，記述器主顯赫的家世和功勳，以昭示後嗣子孫。透過這一組組古樸典雅的銅器群，可以想見到王公貴族們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場麵。
在諸侯力爭、烽火連綿的春秋戰國時代，“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呂氏春秋·節喪》），厚葬之風有增無減。並成為一種頗為時髦的社會風尚，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匹夫庶人，“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呂氏春秋·節喪》），無不以鋪張喪事為榮。公元前五八九年宋文公卒，宋國執政卿華元用天子之禮厚葬其君，棺槨巨大且裝飾華麗，隨葬的珍寶器備和車輛馬匹不計其數，並以活人殉葬，還在墓壙中放置了大量的石灰和木炭，以吸潮防朽。（《左傳》成公二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死後的葬埋也異常豐厚，他的墳墓在西晉末年被人盜掘，“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采、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引《括地誌》）。行厚葬者在齊國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韓非子·內儲說》雲：“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大量的社會財富被用於厚葬死者，以致影響到國計民生之大事，使執政者對此頗感頭疼。
厚葬風靡於東周列國，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方麵，由於王室地位的衰落，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動蕩局麵，諸侯僭用天子之禮，卿大夫僭用諸侯之禮的現象比比皆是，貴族的喪葬規格普遍提高；另一方麵，在社會變革的洪流中，湧現出了一批享有政治特權和擁有巨額財富的新生權貴，如軍功地主和富商大賈等，他們亦不遺餘力地大肆鋪張喪事；此外，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厚葬提供了物質條件。
當厚葬之風甚囂塵上之際，一些有識之士對這種奢侈的社會風氣深感憂慮，他們極力反對厚葬，提倡節儉後事。先秦諸子中的墨家學派認為：厚葬使大量的社會財富棄於地下，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負擔，若此風不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勢必導致國弱民貧和社會動亂的嚴重後果。針對厚葬，墨子還提出了具體的節葬措施：“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墓壙不宜過於寬深，以容納棺材和遮掩屍臭為度；墳丘無需高大，能標識葬處即可。（《墨子·節葬》）兼容百家之言的“雜家”學派，從另外一個角度論述了厚葬的惡果。他們指出：活人安葬死者的目的，是為了讓死者安息於地下，以盡慈親孝子之情，對死者實行厚葬，也應該是出於同樣的考慮。然而，埋藏在墓穴中的財物寶貨，卻招來了一群群偷金摸銀的盜墓之徒，這些強人專揀丘壟高大、隨葬豐厚的墓塚下手，葬埋愈厚，盜掘愈甚。厚葬不但沒能盡到慈孝之情，反而使亡故的親人暴屍荒野，飽受淩辱。因此，讓死者安寧的最好辦法，莫過於後事從簡，節喪節葬。（《呂氏春秋·節喪》《安死》）道家不僅反對厚葬，甚至主張不葬。道家的祖師爺之一莊子臨終之際，眾弟子聚議厚葬其師，這位超俗脫凡的哲人說：高天闊地就是我的棺槨，日月星辰和自然界的萬物就是我的隨葬品，大自然早已為我準備好了豐厚的葬禮，何需有勞諸位呢？眾弟子道：我們不忍心將您的遺體棄之不管，那樣就會被鳥獸吃掉的。莊子答曰：在地上為鳥獸所食，埋入地下不也成了螻蟻的美餐嗎？你們為什麼對地下的螻蟻如此偏心，而不讓地上的鳥獸分享我的屍肉呢？（《莊子·列禦寇》）莊子這番驚世駭俗的妙語，說明他是主張死後不葬的。齊相管仲針對齊國厚葬成風的惡習，力主以嚴刑峻法禁絕：凡喪葬逾製奢侈者，掘其墳墓，剖棺戮屍，對死者的家屬也要從嚴治罪。（《韓非子·內儲說》）這些頗有見地的薄葬主張，起到了針砭時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