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做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做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鑒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曆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曆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曆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曆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曆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曆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曆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做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曆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曆來喜歡把故事當做曆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裏曼（Heinrich Schliemann）從一八七〇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〇〇年對於克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裏特島上發掘克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的曆史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複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