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談，向被詬病。其實中國文學曆來雖有寫意、傳神等風尚，卻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驗感悟、終極冥思。倘若借助於哲學，中國哲學也過於實在。而且在漢代，道家、儒家又被輪番征用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因此，我們的這些玄談文士們能把哲學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間，每個人都弄得像是從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總覺得利多於弊。胡辯瞎談的當然也有不少，但畢竟有幾個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獲得了個體文化的自立。
其中最好的例子要算東晉的王羲之了。他寫的《蘭亭序》，大家隻看他的書法，其實內容也可一讀，是玄談中比較幹淨、清新的一種。我在為北大學生講課時特地把它譯述了一遍，讓年輕人知道當時這些人在想什麼。學生們一聽，都很喜歡。
王羲之寫《蘭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點在浙江紹興，那年他正好五十歲。在寫完《蘭亭序》十二年之後，江西九江有一個孩子出生，他將開啟魏晉南北朝文學“三段論”的第三段。
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淵明。
就文脈而言，陶淵明又是一座時代最高峰了。自秦漢至魏晉，時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馬遷、曹操、陶淵明。若要對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麼，司馬遷第一，陶淵明第二，曹操第三。曹操可能會氣不過，但隻能讓他息怒了。理由有三：
一、如果說，曹操們著迷功業，名士們著迷自己，而陶淵明則著迷自然。最高是誰，一目了然。在陶淵明看來，不要說曹操，連名士們也把自己折騰得太過分了。
二、陶淵明以自己的詩句展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那就是戒色彩，戒誇飾，戒繁複，戒深奧，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滯。幾乎，把他前前後後一切看上去“最文學”的架勢全推翻了，呈現出一種完整的審美係統。態度非常平靜，效果非常強烈。
三、陶淵明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標幟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僅如此，他還在這種“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個“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華文化圈內可能無人不知。把一個如此縹渺的理想鬧到無人不知，誰能及得？
就憑這三點，曹操在文學上隻能老老實實地讓陶淵明幾步了，讓給這位不識刀戟、不知謀術、在陋屋被火燒後不知所措的窮苦男人。
陶淵明為中國文脈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潔淨之氣、淡遠之氣。而且，又讓中國文脈跳開了非凡人物，而從凡人身上穿過，變得更普世了。
講了陶淵明，也省得我再去笑罵那個時代很囂張的駢體文了。那是東漢時期開始的漢賦末流，滋生蓬勃於魏晉，以工整、華麗的“假大空”為其基本特征。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學，總是洋洋得意，而且朝野吹捧。隻要是“假大空”，朝野不會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