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察善斷的明代包拯
明代包拯故事繁盛局麵的出現，是在明代中後期《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兩部短篇小說集付梓刊發以後。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宋代包拯故事話本以描寫案發過程為主而揭示人情世態，元代包公戲則借解民倒懸的包拯形象來抒寫對元蒙統治者的反抗，及對權豪勢要的憤慨。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明代中後期，已走向它的衰落階段。君主專製進一步加強，土地兼並日益加劇，生產資料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階級矛盾的激化導致一係列社會矛盾隨之而產生。而這時，資本主義的萌芽開始出現了，新舊生產關係混雜在一起，社會呈現出一種十分複雜的麵貌，各處病態現象孕育於這一時代的土壤之中。
金錢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是財富的象征，也是富裕生活的保障。在封建社會前期，對金錢的向往尚不明顯，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活躍發達，金錢越來越強地“散發”著迷人的誘惑力。“有錢能使鬼推磨”正是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金錢關係的典型寫照。本來，經濟地位的上升，以金錢關係取代封建權勢，乃是曆史進步的表現。但金錢的誘惑又導引出大量的犯罪，在現實生活中有更多的人為謀取錢財鋌而走險，不惜殺人性命，雙手沾滿了鮮血。
商品經濟的活躍促進了城市的繁榮。蘇州、杭州等長江中下遊一帶由於物產豐富、水陸交通發達，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城市的發展，滋生了一批流氓、惡棍等社會渣子，偷劫、拐騙等犯罪活動也越來越多。
同時，封建社會的禁欲不斷產生畸形後果。所謂的“男女授受不親”和“存天理、滅人欲”等道德家們的說教，受到嚴峻的挑戰。一方麵自我標榜禁欲，一方麵卻是個人欲望的瘋狂發泄。
案件越來越多，而且複雜奇巧；官吏越來越貪，而且昏庸無比。不僅是人民群眾，就連統治階級也對官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清正廉明，又要細察善斷。於是，包拯這個形象就得到了進一步的豐滿和發展。他不僅是一個為民做主的清官，而且是一個集破案、斷案於一身的法官、偵探。人們賦予包拯以精、巧、細、實的性格特征、深入調查和智慧斷案的特點。這麼一個富於理想色彩的偵察官，胡適先生稱之為“東方的歇洛克·福爾摩斯”。
在這個時期的諸多作品中，以《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為代表。這些作品，基於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現實，描寫了大量的謀財害命、強奸殺人和市井偷騙案件，勾勒出那個社會曆史環境背景下的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權力關係、金錢關係、人身關係等等所蘊含的各種矛盾，以及圍繞這些矛盾所產生的對抗和各種扭曲的社會病態。在寫作上，前所未有地將描述各種犯罪活動放在了重要位置，從而突破了以往較為單一的包拯形象。
《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共有包拯斷案的故事150多篇。就數量而言，在這之前的宋話本僅3篇包拯故事，元代包公戲也隻有20多種，去其重複者僅得18種。就內容來看，它們既不像宋代話本那樣以描寫案發過程為主從而揭示人情世態，又不似元代包公戲那樣借包拯斷案來抒寫對社會之憤慨，也不同於成化說唱詞話側重於包拯生平事跡的勾勒繪寫，而是將重心轉移到描述各種犯罪活動上，著力於寫包拯的斷案。這個時期的包拯形象，不僅是為民做主的“清官”，還是集破案、斷案於一身的法官、偵探。最大特征是在繼承了元代包公戲發端的包拯斷案的精察、智慧特點，使包拯成了中世紀“東方的福爾摩斯形象”。這樣，包拯在文學作品中不再是“尾巴”式的人物，而成了重要的偵探官和斷案者，從而得以突出了他的精、巧、細、實的性格特征。
在宋、元時期，包拯斷案主要靠智慧和神靈。明代時期的包拯形象不僅保留著上述要素，還突出了求實作風，包拯往往還走出公堂，實地勘查，辨明案情。喬裝改扮、微服私訪，也成了包拯好用的方法，充分展示了包拯斷案的精察、智巧、細致和求實諸多方麵的性格特點。
彰忠斥奸的清代包拯
在以往的包拯故事、小說及戲劇中，包拯是一個解民倒懸、為民做主的救星，是一個細察善斷的“東方的福爾摩斯”。在他身上最大限度地寄托了善良而備受欺淩的人民群眾的願望。到了清代，文學形象的包拯開始適應封建統治階級需要，被盡量“美化”成盡忠皇上的忠臣，所演繹的大多是一個個忠臣包拯的故事。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奸臣擾亂朝政、禍國殃民，是常有的事。實際上，它是封建中央集權製度下的特殊產物。封建君主集大權於一身，以個人好惡為決策依據，為奸臣擅政提供了條件。自從明代開始，中央集權製又有了發展，皇帝統攬所有大權，貪官汙吏的活動更為猖獗。明朝276多年，先後有汪直、劉瑾、王振、嚴嵩、魏忠賢諸奸作亂，封建社會步入晚期後的政治衰敗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為適應統治階級鞏固統治的需要，在文學創作中就湧現了大量的以忠奸鬥爭為主題的戲曲及小說。他們借包拯彰忠斥奸，期望著在現實生活中有包拯這樣的忠臣、直臣來匡扶朝政。
清代統治階級特別總結了明朝滅亡的教訓。明代後期政治腐敗，終造成闖王進京、清兵入關而失天下的結局。清代統治者入主中原，剛剛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尤其需要“忠君思想”的發揚光大，從而籠絡更多的封建文人為其統治服務，肅清朝政，彰忠斥奸。因為從曆史經驗來看，造成政權不穩、失民心、失天下的，大都是由官員的貪贓腐敗所引起的。清官、直臣、忠臣成了皇帝及平民百姓共同稱讚的對象。當然皇上更喜歡忠臣，平民更喜歡清官，而往往清官也是忠臣，忠臣也是直臣，這就使統治階級所倡導的清官文化與老百姓所稱頌的清官情節，在特定的條件下得到了有機的統一。
清統治者有意宣揚包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包拯故事的繁盛。以前，人們讚揚包拯，稱讚他為民做主、清正廉潔。到了清代，統治者給他的祠堂所提的匾額也都成了“移孝作忠”、“忠孝完人”，“忠”成了宣揚包拯思想的主題。
明末清初，江浙一帶出現了一批傳奇作家，清代主要的包公戲大多出自他們筆下。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蘇州派”作家，他們是李玉、朱素臣、朱佐朝等文人。李玉是“蘇州派”的傑出代表，生於明萬曆末年，卒於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左右。清軍入關使“國破家何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涼氣氛再一次籠罩在心係民族興亡的文人身上。李玉的“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的曲詞，深深感染了一代漢人。和李玉一樣，朱佐朝、朱素臣等文人，也念念不忘明朝舊事。朝代更替的巨變，使作家們痛定思痛，反思明代朝政得失。
自神宗以下，君王多近美色而忘國事。神宗寵幸鄭貴妃，並置祖宗之製不顧，欲立鄭貴妃之子為太子，引起大臣“爭國本”之亂。光宗寵愛李妃，以致為色喪命。由此，朝中黨爭迭起，紛紛揚揚不可開交，正直忠心者遭黜，奸邪陰險者升遷，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天啟年間，東林黨人慘遭殺戮之事，讓人想之心寒、提之齒冷。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內宮欲傷太子朱常洛，這就是有名的“梃擊案”。光宗死後，其寵妃西李欲奪大權，占住乾清宮，後經群臣力諫，才移居仁壽殿，這就是有名的“移宮案”。朝堂之上群臣相互傾軋，宮廷之內刀光劍影。《明史》在撰寫奸臣傳時，說他們“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
有清統治者的倡導，有封建文人對國家政治的關心、反思，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苦難，忠臣包拯的故事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樂於傳頌。這不能不說是清統治者的勝利，他們把人民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憎恨轉移到對少數巨貪、巨惡之臣身上。
長篇小說《乾坤嘯》，托宋朝之名，說的是明朝事，讚揚的是忠臣包拯。長篇小說《萬花樓演義》（又名《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演傳》《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寫的是諸多忠臣聯袂對奸臣展開鬥爭，為政府分憂的故事。《三俠五義》則是寫包拯帶著一大班子俠客義士幫助政府的故事。下麵我們對這幾部小說，分別作一些簡要的回顧。
《乾坤嘯》
宋王乏嗣，皇後烏氏勸他幸一宮女韋合霍。這個宮女因才貌俱佳而為宋王寵幸。但她妖媚惑主，使宋王沉溺於聲色之中，並將她的無賴哥哥韋繼仝擢為錦衣衛都指揮。韋妃因為惑主並僭穿國母服飾，受到烏皇後的訓斥，由此而懷恨在心，便與內常侍丙融合謀，欲陷害烏皇後，以奪昭陽正宮之位；丙融又與韋繼仝計議，讓宮娥卜鳳帶一劍入昭陽宮，劍上刻有“乾坤嘯”三字。因為烏皇後之兄烏廷慶鎮守檀州，所領將士劍上均刻此三字。宋王更衣時發現此劍，認為烏皇後與烏廷慶欲謀行刺，遂下令拘捕烏廷慶全家，將烏皇後打入冷宮。烏廷慶之子聞訊，與新婚妻子逃奔在外。宮娥卜鳳悔恨莫及，被韋妃察覺，與丙融用毒酒將她害死。文彥博受命審理烏廷慶一案，但無結果。包拯巡察回朝，宋王命他審理。包拯夜勾卜鳳之魂，問清情由，將丙融、韋繼仝斬首。包拯又要將韋妃正法，宋王難以割舍。包拯便讓卜鳳之魂，將韋妃的魂靈勾走。烏皇後複回昭陽，烏廷慶一家也終得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