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海南島，依然如處子樣單純、寧靜。
從飛機上鳥瞰，寶島就像飄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枚卵子，無心無欲，隻顧在海水中遊蕩。仿佛一個浪頭就能將它打翻，眨眼間又“咕嘟”冒出水麵。
隨著飛機的下落，海南島在急速膨脹、擴展，居然也是一望無際。島上的山川森林漸漸清晰，竟是一方浩瀚柔媚的綠洲。同去的十多位作家擠在窗口前，刹時間興奮起來，把剛才的一場驚嚇忘得一幹二淨。
飛機從廣州起飛，本應直飛海南島在海口市降落的，總共才有幾十分鍾的航程。誰知半道上，空中小姐突然用駭人的溫柔廣播說：“各位旅客請注意，因為飛機出了一點小小的故障，需要臨時降落。請大家係好安全帶，不要驚慌……”開什麼玩笑！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萬一摔下去，寫遺囑都來不及，能不驚慌嗎？
到底是一群男子漢，愣是沒怎麼驚慌。劉兆林慢聲慢語地說了一句：“同誌們，準備喊口號吧！”海碰子鄧剛不以為然地擰擰眉頭：“操！”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隻是笑得有些皮緊。朱蘇進沒有笑，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他正以軍人特有的沉著坐在一旁，用和軍人完全不相幹的“蘭花指”夾著一根沒點燃的香煙，優雅而漠然地看著窗外，等待飛機降落。
遠遠的，已經可以看見大海了。
飛機在雷州半島上空，距海南島僅隔一條二十公裏的瓊州海峽，本來堅持一下，抖抖翅膀就飛過去了。但飛機還是盤旋著降落到一個荒涼的機場上。雖說平安降落，大家還是捏了一把汗，慶幸說又活了一次。
誰也不知出了什麼故障，反正沒怎麼太停又起飛了。看起來故障確實不大，但又非排除不可。否則，二十公裏的海峽，怎麼也堅持著飛過去了。
飛機再次升空後，很快就飛臨海南島上空，海口市已是一目了然。海口市麵積不算大，也沒多少高層建築，就像內地的一座縣城，顯得鬆散而冷落。但下了飛機後，我們都受到熱情的招待。看得出來，主人安排得非常周密。
這是一次筆會，由廣州《花城》雜誌社主辦的。被邀請的十多位作家，多是我們剛從魯迅文學院畢業的一幫同學。除了前麵說到的朱蘇進、鄧剛、劉兆林，還有張石山、喬良、黃堯、呂雷、唐棟、孫桂貞等人。呂雷是廣東作家，這次筆會就是由他穿針引線辦起來的，也算半個主人，一直忙前忙後地照顧大家。詩人孫桂貞是我們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詩作奔放，濃烈，人卻十分文靜，老是微笑著坐在一旁，聽大家胡侃。
從魯迅文學院畢業已經半年，其中多數又考入北京大學作家班。也有幾位同學因種種原因沒有再考北大，其中就有魯院時的班長鄧剛、副班長劉兆林。考北大之前，同學們雲集北京，曾數次聯名給他們去信，希望他們能回來參加入學考試，再同窗幾年。當時他們都回了信，說是同學們的友誼和盛情使他們感動得流了淚，但不會再回北京上學了。大家接到回信，氣得大罵起來：這幾個王八蛋！說什麼流了淚，全是假惺惺的！有朝一日再遇上，非給他們放血不可！這當然是氣話。魯迅文學院的四十多位作家，三年相處，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是舍不得他們走。這次筆會上重逢，自是有一番親熱，除了談些別後的情況，話題老也離不開三年魯院生活。
那的確是值得回憶的三年。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是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文革前叫中央文學研究所。是解放初期由丁玲創辦的。據說建國初期，毛主席問丁玲，你想幹點什麼事？丁玲說，我想辦個文學講習所，培養作家。主席同意了，於是就有了中央文學研究所。文革前辦了四期，文革後又接著辦。像唐達成、馬烽、陳登科、蔣子龍、王安憶、陳世旭、古華等許多著名作家，都先後畢業於這裏。到我們是第八期。也是從這一期開始，講習所改名為魯迅文學院，是中國唯一專門培養作家的大學。大家為能在這裏學習深造感到自豪。很多著名的作家、學者都來講過課。八四年，丁玲不顧年高體弱，親自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原以為這位老前輩思想僵化，可聽了她的課才知道，她依然那麼思想活躍、思路清晰、話鋒機敏而幽默。她決不是個守舊的人，她依然那麼年輕。在她麵前，我們這些自視甚高的年輕人感到羞愧了。我們今天探索和追求的，她和她的同輩人早在“五四”以後就開始追求並實踐了。這是後輩人的悲哀，也是社會的悲哀。魯院三年，給我們的知識和思考是難以盡言的。魯院三年的深造，將使我們終生受益。
我想有一天，我會用筆重新去翻撿那一段日子。一群朝氣蓬勃的青年作家，怎樣生活、學習、思考，怎樣寂寞、孤獨和痛苦。自然，還有怎麼驕傲、怎麼歡樂、怎麼瀟灑。那是一個燦爛的文學時代中引人注目的一隅。
讓我們還回到海南島來。
海南之行是這次筆會最精彩的部分。在這之前，我們被安排遊覽了廣州市的一些風景區、大型商場、星級賓館，看了星級賓館的總統套房，品嚐了廣州的夜宵和早點。但大家總有些心不在焉，盡管大多數人還是第一次到廣州來。海南島才是最誘人的去處。我也同樣盼望著早點動身。
在我的心目中，海南島是個神秘而遙遠的地方。她的秀美風光，她的綽約風姿，從少年時就印在心中了。可那是在畫報上，在文章裏。
現在，海南島終於就在腳下，就在麵前了。
我當然還不知道，正有一場災難在前頭等著，使我幾乎喪身海南。
七八天的南海旅行緊張而充實。說真的，要想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閱盡海南秀色，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隻能抓緊時間。十多位作家加上《花城》陪同人員，還有海南島新聞、文學界的幾個朋友，可謂浩浩蕩蕩了。大家分乘兩輛麵包車，由海口市出發，沿東路逶迤南行。
一九八六年，去海南島旅行的人還不算太多，全麵開發也沒有開始，路上車輛很少，原本並不寬闊的公路顯得十分敞亮。海南島東部多是平原和低丘陵，公路大坡度地回旋著甩來甩去，讓人如蕩秋千一樣飄然欲仙。時值農曆臘月，北方正是冰天雪地，萬木雕零的季節，而海南島卻是春色宜人，滿目蔥蘢。大片大片的椰林，橡膠林、油棕、芭蕉、花梨木等熱帶林木錯落公路兩側，極具異國情調。
一路上，我們停車參觀了許多地方。海南島很美，又很貧窮。當他人向我們介紹情況時，幾乎都談到剛剛平息不久的“汽車狂潮”，他們希望盡快富起來，但碰了釘子。他們談到海南島的奉獻，談到幾乎是掠奪性的森林采伐，談到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資源，談到改革浪潮中自己的焦灼。我們默默地聽著，從心裏說，海南島不富，天理不公！當我們驅車去了黎家寨子後，更是深切感到，封閉孤零的海南島，實在該結束封閉了。
黎族原是古越人的一支，世居海南，繁衍生息，多在深山老林偏僻閉塞之地。我們去的黎家寨子，就在一座山旮旯裏，傍山而居。人們仍然住著低矮的茅草庵棚，裏頭陰暗潮濕。饒有風味的是，在主房旁邊，幾乎都有一座小伴房。細問之下，才知是為姑娘準備的。黎家風俗，姑娘長到十五六歲，就可以自由結交異性夥伴。為了方便，就需要單獨造一閨房。
我們在當地人陪同下，參觀了一處閨房。閨房很小巧。門旁有一方洞式的小窗，連腦袋也伸不進。據說是男女雙方隔窗唱歌說話用的，談得高興了，姑娘才打開門，放小夥子進去。室內不過六七平方米，僅放一張床，別無他物，收拾得很幹淨。當時正有三個姑娘坐在床沿上唱歌，聽不懂歌詞，大約是黎家民歌。互相摟著肩，邊唱邊搖，給人一種寧靜、淒涼、憂傷的感覺。不知黎女心裏裝著幾多寂寞、幾多愁。最大的姑娘不過十七八歲，小的也就十五六歲，都顯得風情萬端。黎女很俏，穿戴多是手織的黎錦，色澤瑰麗，花紋古雅。這幾位少女也像一般黎女一樣，皮膚微黑，身材清秀，兩隻眼特別有神。看到我們進來，先是驚奇，然後都害羞地扭轉頭笑起來。之後，又大膽地轉回身，眼睛忽閃忽閃地直看著我們，並不言語，依然笑盈盈的，倒把我們看得不好意思了。牆上貼著幾張畫，都是內地常見的美人圖。從她們的眼神和幾張畫上可以揣測，她們已約略知道人間消息，知道外頭有個正在變化的更大的世界。如果我們中有人說：“姑娘，跟我們走吧！”說不定她們真會跟著走。我的家鄉蘇北，不是有上十萬來自雲南、四川的姑娘嗎？有人把這種大規模的姑娘遠嫁，稱為八十年代最怵目驚心的罪惡，罪魁禍首當然是人販子。其實這隻是很皮相的看法。或者說，形形色色的人販子隻是一種外因。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偏僻地方姑娘遠嫁外鄉的根本動因。她們已不再滿足於父母為自己安排的命運，不再心甘情願呆在山旮旯一輩子。於是發生了種種悲劇，產生了種種罪惡。但這仍然隻是一部分，而大多數姑娘卻生活得還算滿意，盡管蘇北不像她們想象的那麼好。最重要的是，她們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跳出了原來生活的小天地。事實上，好多四川、雲南姑娘是自己跑出來在蘇北落戶，又返回家鄉把姐妹們帶來的。她們哭著、笑著、擔心著、向往著、吵吵嚷嚷、轟轟烈烈、十分悲壯地從原始撲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