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變動深化推動中國國際戰略再調整
特別關注
作者：馬小軍 高祖貴
2012年，世界格局的戰略性大變革持續深化，變革的深度廣度及其複雜性凸顯。世界格局戰略性調整的深化，正在引起巨大的曆史震蕩。變革從經濟而及政治、社會與安全領域，從中東向亞太聯動進而牽動整個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格局的變化。其中，因中國經濟與政治體製34年改革開放引發的中國崛起，造成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戰略大調整中最為耀眼的一幕。中國被曆史地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越來越多的國際戰略議題與全球性問題，都與中國相關聯，甚至是圍繞中國而引發。中國也又一次走到了重大戰略判斷的十字路口，重新認識自己，調整未來中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對中國的國際戰略進行戰略再調整。
一、經濟危機在不確定中持續，“第三次工業革命”世人矚目
2012年的世界經濟走向表明，未來較長時期內西方發達國家將麵臨經濟低速增長、政府債務沉重和人口老齡化等嚴重挑戰。美國繼續推進“再工業化”政策，通過減免稅收等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回遷，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QE3），GDP增長速率明顯回升，失業率控製到8%以下；歐盟經濟飽受希、意、西等國債務危機拖累，歐元繼續徘徊於懸崖邊緣，經濟增長依然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日本經濟增長低迷，政府債務持續上升，災後經濟重建遲緩，民眾對自民黨新政權的經濟政策憂慮觀望。發達國家經濟總體上繼續呈現下沉態勢，西方七國GDP總值占全球比例下降至48.2%的低點。
與西方國家成為對照的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盡管麵臨的困難在增加，經濟增長下行趨向明顯，但總體上依然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保持了群體性的梯次崛起態勢。中國經過34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特別是成功應對了金融危機的考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防和外交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顯著變化，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新興國家經濟戰略發展態勢的延伸與深化，對世界經濟體造成的衝擊，已發散到了綜合國力對比、世界經濟體製暨國際金融體製改革的層麵。“金磚五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的影響力持續上升。在印度峰會上，五國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繼續落實2010年的投票權改革方案，並在2014年全麵重新審議投票權分配方案，同時協商組建金磚國家發展銀行。
經濟危機的持續深化深刻地表明，當今世界的經濟體製出了大問題，危機所暴露出來的製度與體製破綻、漏洞和弊端並未能在危機處理中得到改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礙於自身的困難，紛紛收縮內向，世界範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美國三次量化寬鬆政策，不僅無益於世界經濟擺脫危機，更使全球有陷入貿易戰、貨幣戰的風險。全球化的進程因之受到了阻遏，進展勢頭明顯放緩。經濟危機的持續深化所暴露出的深層製度性問題，也限製了新興國家發揮更大的建設性作用。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正在尋找突破口。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正在世界範圍內醞釀。自從2008年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政府、全球科技界和產業界一直在思考應對經濟危機的一些長遠對策，國際社會的共識是科技創新，而且隨著危機的深化，世界經濟困於低穀，許多國家和地區甚至在經曆經濟和社會動蕩，人們便更加期待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
美國學者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 fkin）的 “第三次工業革命”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全球關注。裏夫金認為，經濟和社會變革總是來自新能源與新通訊方式的交彙。今天，世界正在走向新的通訊革命和能源革命的彙合處，即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將會大大改變我們的商業、政治和社會乃至人類的生活樣式。針對全球經濟危機、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在內的三重挑戰，即將到來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是基於信息化的製造業變革，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個性化的新製造模式，即將全麵出現。由於信息化進入了新的智慧階段，將使製造業和服務業越來越融合，規模化生產方式被改變。生產組織更加靈活、勞動投入更少，將使中小企業甚至個體企業家變得更具有競爭力。
信息化的“智慧時代”還可以打造“智能電網”、“智慧城市”乃至“智慧地球”。在這樣的未來圖景中，農業、工業、服務業的劃分將被顛覆，新的產業鏈和商業模式將出現，人的簡單勞動投入占比將越來越小，但是知識、創意勞動含量將會越來越高。支撐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柱包括可再生新能源；利用社會全部基礎設施采集和儲藏能源，以保證有持久可依賴的環保能源供應；利用網絡通信科技把電網轉變為智能通用網絡，從而實現資源共享；以可再生能源為動力的插電式、燃料電池型運輸工具構成的交通運輸網；以及把這些要素集合到一起的快速高效網絡。互聯網實現了信息的民主化；互聯網和能源結合起來，則可以實現能源創造和共享的民主化；同時可以實現製造、營銷、物流的民主化。
從國際戰略的視角來看，大國競爭日益聚焦於新技術革命突破、創新暨相關產業的發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國內政治與社會發展對世情新變化的適應調整等。在這些方麵，中國與其他大國尤其是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各有優劣勢，大致處於同一起跑線上，能否在競爭中不落後甚至占有一定優勢，取決於熱身的準備以及起跑的反應、速度和彎道的趕超。在此種背景下，美國“製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將會產生重大的戰略影響，不僅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和製造業發展產生競爭壓力，同時，也將引起我們對經濟結構轉型以及產業升級等重要戰略的深刻反思與科學評估。
二、中東變局持續演化，
多重戰略影響凸顯，
國際戰略板塊遊移初顯
過去兩年中，中東政治版圖正在悄然改寫。一些政權更迭的國家在激烈的國內政治博弈中重建，曆經曲折與動蕩。其中，埃及的宗教與世俗力量之間，總統與軍方、司法機構之間，圍繞權力、執政理念、國家發展方向的角力趨向激化，新憲法全民公投造成的社會撕裂，一時間難以彌合。敘利亞巴沙爾政府與反對派在各自外部力量的支持下陷入內戰，相互間的惡鬥持續，人民塗炭。基地恐怖組織的活動加劇，化學武器失控的現實危險，加大了外部軍事幹預的可能性，有可能引發更加難以預料的危機。埃及、敘利亞兩國局勢一文一武的發展結果，將會極大地影響中東國際政治大格局的重構，也將對於2012年以來不斷發酵的伊朗問題、以巴關係問題產生重大的戰略牽製。
在多重政治博弈的交互推動下，中東地區政治生態與國際關係日趨複雜。2012年9月，由一部電影《穆斯林的無知》在中東北非地區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所引發的反美反西方狂潮，從一個側麵表明這種情形給整個地區乃至世界造成的利害影響。地區主要力量之間展開了戰略影響力的博弈，各宗教與教派間的政治影響力此消彼長。這與美歐等域外國家的介入意願和力度明顯減弱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此背景下，美國作為影響中東地區變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麵對中東日趨深刻的混亂和國內經濟、社會、政治挑戰，自身陷入了民主理想與現實戰略利益之間的衝突，陷入了利益目標和政策實施間協調與取舍的兩難困境。美國既要保持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又要避免重蹈阿富汗—伊拉克泥淖。美國與變局之後影響上升的伊斯蘭主義力量間的相互磨合能否順利，依然存有疑問，一旦敘利亞與伊朗危機發生重大變局，勢必引發重大戰略震蕩，無疑將考驗美國的現行中東政策以及戰略意誌和能力。這意味著中東大變局對美國的新亞太戰略仍具有不容低估的牽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