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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回候機大廳，好不容易找到個角落的位置坐下，埋著頭不願動彈。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該記住的東西怎麼說沒就沒呢？
“李成功，你是造了什麼孽啊？”我低聲自言自語。
我板著手指頭，像清點戰後物資一樣細數腦袋裏還裝著什麼。
我能把乘法口訣全背完，記得四大名著分別是誰寫的，也知道別人說：“Hi，howareyou？”的時候該回“Fine，thankyou，andyou？”……給了自己一巴掌，要這麼數下去得把小學到大學的全部知識都一一回憶一遍，啥時候能數清楚？總而言之，我記得一個正常大學畢業生該記得的基本學科常識。
然後，我知道在機場有問題要去找問詢台，知道身份證是什麼樣子，也知道吃喝拉撒都該去些什麼地方才能解決，就是說我在現代社會裏的生存技能沒有受到影響。
接下來，我能想起今天是2010年2月11日，後天就是除夕，今天機場這麼多人一定是都趕著回家過年的緣故，也就是新聞裏常說的“春運”。這麼看來我的基本邏輯推理能力也沒落下。
再接下來，該看看我失去了什麼。
首先，什麼人會把他生產的皮具叫做“愛馬屎”？
我又給了自己一巴掌，愛不愛馬屎或者愛別的什麼屎這重要嗎？
重新來，首先，我對我自己了解多少？
捧著腦袋想了半天，我驚恐的發現，我居然一點都不了解我自己，不了解這個名叫“李成功”的男人。
他性格怎麼樣？他愛吃什麼？他喜歡什麼類型的美女？他最拿手的是什麼？他的夢想是什麼？
零，我對自己的了解全都是零。
其次，我對我擁有的社會身份了解多少？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每個人在這個群居社會裏都有個獨屬於他的身份，“職業”就是身份最顯著的標簽，人們在談到某人的身份時，問的最多的無非就是“那家夥是幹什麼的？”
可是現在我除了知道自己身在石家莊，老家在湖南長沙，對於自己的身份一無所知，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我絕非泛泛之輩，否則身上這套像模像樣的裝束，還有那個能讓女地勤驚歎的限量版“愛馬屎”皮包從何而來？
該有的疑惑在鏡子前我就都想過了，這顆出了毛病的腦袋一時間給不了我任何答案。我苦笑兩聲，視線又一次落在身邊那隻名叫“愛馬屎”的手提包上，它安靜的躺在一邊，回望著我。
既然我的身份證是從這包裏找到的，那麼毫無疑問我就是包的主人，包裏肯定有承載我記憶的物件。念頭一起，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樣拿過皮包，拉開拉鏈。
裏麵的東西不多，占據最大空間的是兩個毛絨玩具，一個是通體白色笑得很陽光的小羊，另一個是渾身灰色帶著頂破氈帽的傻狼。我一定是個很有童心的人，不然解釋不了我為什麼要隨身帶兩個傻乎乎的玩具。
夾層裏有一個黑色的手機和手機的配套充電器，我拿出手機來前後左右地擺弄了一陣。機身後蓋上印了一個被咬掉一口的果子，下麵還有一個單詞，我試著翻譯一下，應該是“我手機”。真是無法理解這些搞山寨電子產品的無良廠商，連“i’sphone”（我的手機）都能少印一撇和一個“s”。
既然有一個咬了一口的果子，那就叫它“咬果”牌手機吧，名字雖然不怎麼樣，重要的是手機裏肯定存的有能幫助我找回記憶的線索，或許一張照片一條短信就能讓我回想起一切。
想到這兒，我興奮地摁亮咬果手機的屏幕，上麵出現一個滑鍵，我按著提示滑動滑鍵，又出現了要我輸入密碼的提示。
這不逗我嗎？我怎麼可能記得住密碼？
我興味闌珊的把我的生日拆成幾個數字組合輸進去，結果都是“密碼錯誤”。
看來眼下要立馬解開手機屏鎖不太現實，我失望的把咬果手機扔回包裏，又在裏麵翻了翻，從中拿出一封紅色的治療建議書。
建議書的封麵上有幾個醒目的大字：“華北巔峰腦科醫院歡迎您”，下麵是一個戴著厚眼鏡的，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拿著大腦構造簡圖露出一臉癲瘋的笑。
我打開治療建議書，略過那些複雜的醫療數據表，直接翻到最後一頁，在頁腳處有一個亂得能逼死人的草書：建議盡快就診，以免耽誤了最佳治療時期。落款：朱仕雄。
朱仕雄！這名字我有印象！
我急忙站起身快步跑到剛才被夫妻倆搶占的座位旁，那一對智取座位的夫妻倆見我氣勢洶洶地跑回來，緊張得靠在一起。我沒理他們，站在旁邊往對麵牆壁看去。
二十分鍾前，那陣突如其來的黑暗消散後，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張占據半麵牆壁的巨幅廣告，那個穿白衣的中年男人和我手裏建議書封麵上的是同一人，他頭頂上是一行宣傳“華北巔峰腦科醫院”的廣告語，旁邊是他的頭銜：國內第一腦科專家，朱仕雄。
一些連續的畫麵組成一小段電影，在我的腦子裏閃回，我想起自己坐在光潔明亮的就診室裏，桌子對麵是朱仕雄，一隻手裏拿了張X光片，另一隻手在自己的腦袋上比劃，語重心長的對我說：“李成功先生，深表遺憾的通知您，根據我們醫院的診斷，您的頭疼和失眠症狀是因為大腦左半球腦葉上長了一顆小小的血塊，喏，就是這個位置。”
我有點被嚇到了，“你不會說的是腦癌吧？”
“不不不，沒那麼嚴重，”朱仕雄醫生擺擺手，“也就是您的工作壓力和不規律的休息習慣引起的一點血腫，現在隻是拳頭，不不，米粒大小，在我院治療五個半療程就能痊愈了。”
我的腦子裏，有血塊。當時我沒有哭天喊地抱怨上天待我不公，也沒有恐懼得抱著主治醫生的大腿求他救救我，我心裏盤算的是如果選擇治療得耽誤我多少時間。
現在看來，我真懷疑那個沒把性命當回事兒的李成功不是我本人。
見我不說話，朱醫生用帶著點恐嚇的口吻道：“腦血塊壓迫到了大腦皮層記憶區，如果不及時治療，有可能會影響你的記憶力，最壞的結果是引發失憶，甚至也不排除癌變的可能性。”
回憶的電影在這裏中斷，我想不起後來我是不是聽了朱仕雄的建議，老老實實的去巔峰醫院做治療，不過反正現在我也失憶了，治沒治療似乎都沒多大意義。與其悔不當初，不如坦然接受現實。
我走回位於角落的位置，留下驚魂未定的夫妻二人對著我的背影暗罵“神經病”。
治療建議書放回包裏，我又拿出其中最後一件東西，錢包。
在問詢台那邊，我的身份證就是從這隻錢包裏找到的，裏麵必定還藏著有價值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