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既往的感覺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似乎隻有一個統一的立場與角度，不同的研究者極力尋找的恰恰是我們彼此可以認同的部分：比如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比如中外文化的關係問題，比如中國現代社會發展與文學的互動問題等等，似乎我們愈是在觀念與立場上達成了溝通，才愈是顯出了文學研究的進展。但是，這裏有一個東西卻很可能被我們所忽略，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觀念與立場其實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中國文化當前的中心城市為標準的——要麼北京，要麼上海，好像總是這一兩個中心城市在為我們引入、刨造理論框架，而其他的研究者隻需按圖索驥地加以運用就可以了，對於中心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重要的便是及時獲取和吸收中心城市的“先進文化”，及時用作我們研究的“指南”，如果不能進入到中心城市為代表的“先進文化”的話語中去，我們就“落後”了，“失語”了。
這些現象的合理性使在於它的確反映了“現代”以來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實際處境：我們全國各地的人們都是在少數“先進”城市的“領導”下“走向世界”，或者說走向今天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在剛剛過去的加世紀，我們的文化發展與思維發展大體上都“默認”了這樣的一個模式一由中國留學生將“先進”的外來文化搬運、輸送到國內的少數中心城市，又由少數中心城市再漸次向“下一級”中國城市傳輸，漸次傳輸的過程便是“先進文化”的信息逐漸減少的過程，於是對於北京、上海之外的“外省中國人”而言，重要的就是不斷向中心城市的再靠攏與再學習，不斷自覺接受中心城市的文化引領。然而，這近似於“文化等級金字塔”式的一切都是絕對合理的嗎？
當然不是。實際上，人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他同時也在不斷地創造著文化。前者已經證明了人與各自的生存環境的緊密聯係，而後者更說明了我們自己的主動性。當然，我們生存的地域本來就是與北京、上海之類的所謂“中心城市”不同的，北京人的喜怒哀樂自然不可能代替遠在西南內陸的四川人、重慶人，四川人與重慶人所可能進行的文化創造也不是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就能夠完成的。隻不過，在一個不斷拱衛著“文化等級金字塔”的社會裏，我們常常是掩蓋了自我真實的需要和可能罷了，而掩蓋的最終結果其實又是對不同地域與不同個體的生命活力的壓製與弱化——它從根本上阻擋了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整體繁榮。
在中國社會的近現代轉型過程中，偏居西南的四川與重慶，在其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往往受動於東部沿海與政治中心城市，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卻不是全部的曆史事實，更不是文化與文學創造的豐富的事實。通常所謂的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四川與重慶（統稱巴蜀地區）其實有著相當生動的體現。從“五四”時期白話詩歌最早探索者之一的葉伯和到“狂飆突進”的郭抹若，從淺草文學社的主力到三四十年代影響中國文壇的李劼人、沙汀、艾蕪，還有公認的世紀文學大師巴金，以及作為現代詩歌運動大本營之一的種種流光溢彩……地域的偏僻顯然並不能掩飾其中文學個性的光彩。到抗戰時期，國際軍事形勢的巨變更使得中國文化的戰略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方麵，我們認為，抗戰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最重大的改變就是它以一種“強製”的方式顛覆了中國文化的固有格局：北京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中心，但是它已經淪陷了；上海是中國近現代文明的象征，它也淪陷了……中國僅存的文化精英都不得不彙聚到他們先前或許根本無意光臨的偏遠的西部——以巴蜀為中心的大西南。老舍來了，茅盾來了，冰心來了，胡風來了，粱實秋來了……沫若回來了，巴金也回來了，一個“後發達”的內陸腹地幾乎就是在一夜之間集中了全中國的文化與文學的精華。巴蜀，這個長江上遊的內陸腹地終於出現了“國家級”的文壇巨擘，形成了全國性的文學組織；巴蜀山川間的生活，終於可以進入一流文學大家的視線。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溫文儒雅、多愁善感的文化精英棲身於藍衣赤腳的巴山鄉民、提勁打靶的碼頭袍哥之間，重新打量和品味著中國的現實與人生。與皇城根腳下的淳厚風雅相比，與十裏洋場的燈紅酒綠相比，巴山蜀水間發生的一切都那麼新奇，那麼富有衝擊力。更重要的是，中國作家在巴蜀地區的文學創作贏得了更好的氛圍與環境，這些外來的文學巨子並沒有因為抗戰生活的艱辛而停止自己的文學思考。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時代，巴蜀地區（尤其是當時已經升格為中央直轄市的重慶）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除北京、上海之外所集中關注的一個重要對象。巴蜀地區的人生感受與地域體驗由此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裏可以引起思考的東西很多很多，我們可以用“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這一框架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