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這裏使用通常的界定，即從鴉片戰爭之後到1919年“五四”爆發以前）以來，文學開始從口耳相傳的時代進入到了公開傳播時期，文學的生長狀態隨之發生巨大改變。而這種改變的發生，一方麵是文學內部發展規律的要求，另一方麵則是近代媒體這個傳播媒介深刻影響了文學的存在方式和價值形態。可以說，近代傳媒（報紙雜誌為主）就是近現代文學誕生的搖籃。
近代四川傳媒和文學的發生、發展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中應運麵生。但由於四川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性格、文學傳統的製約和影響，四川的傳媒與文學發展叉具有了自身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品性。
一
從文化傳統上來看，四川地區有著獨特的盆地文化特征。由於地處內陸，群山環繞之中又擁有平坦富庶的成都平原，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無形中使得四川遠離了儒家正統文化的束縛。“聖經賢傳”、禮教綱常的相對薄弱和道教文化的源遠流長，再加上天府之國相對寬鬆、富庶的生存環境，形成了川人重生活實際、追求生活情趣的特點。然而，四川這樣的“偏僻之地”，叉勢必會造成本地區在文化性格上相對保守、封閉，缺乏努力創新之激情的特點。但正因為如此，叉激發了四川人打破盆地封鎖，向外開拓，努力改變自身環境的勇氣和決心。這種複雜的環境造成了川人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文化特點。
近代以來，東南沿海和沿江地區出現了一批具有近代特征的都市。這些地方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風氣也日漸開放，並隨之出現了一批“開眼看世界”的先鋒式人物，如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
四川地區地處內陸腹地，缺乏近代經濟基礎，加之軍閥混戰，社會動蕩不安，民生凋敝，蜀無寧日。巴蜀大地籠罩在死氣沉沉的陰雲之中，對新學、西學的接受顯得十分緩慢。對於蜀地思想文化的這種封閉落後狀態，我國近代著名經學家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曾這樣談到：“蜀處奧壤，風氣每後於東南，自中外互市，官局士夫，譯刊西書，閑有流布，吾鄉老宿，因宗教指其政治、輿地、兵械格致各學為異端……”（《駢文讀本序》，載《蜀報》[半月刊]第二期“文彙”）但另一方麵，川人固有的文化特點又促使其努力打破這種封閉、落後的文化狀態口正是在這種新與舊、傳統與變革的糾纏中，促生了近代四川自身的區域文學、文化態勢。近代傳媒也在這種曆史情境中破繭而出。
這裏先看一看近代四川傳媒的出現與傳媒市場的開拓情況。
二
《蜀學報》，1898年5月5日創刊於成都，宋育仁、吳之英（伯傑）等主編，初為半月刊，第四期後改旬刊，為蜀學會的機關報。這是在成都創刊最早的報紙。
從這一年起到1919年，成都出現了大大小小或黨派報或專業報以及其他一些報紙大概上百種。如辛亥革命前後，有四川憲政會、法學研究會、保路同誌會等立憲派主辦的《蜀報》、《蜀風雜誌》、《西顧報》、《白話報》、《啟智畫報》；民初，有同盟會一國民黨係統的報紙，如《天民報》、《四川公報》、《中華國民報》、《四川民報》、《寰一報》；有共和黨一進步黨方麵的報紙，如《共和日報》、《公論日報》、《日日新聞》、《四川正報》、《讜報》、《西蜀新聞》、《天聲報》；另外還有《川報》、《成都日報》、《成都快報》、《國民公報》、《四川旬報》、《四川礦業雜誌》、《四川國學雜誌》、《四川官報》、《四川學報》、《四川政報》、《啟蒙通俗報》、《長歌》、《世界觀》、《四川公報》副刊《娛閑錄》等報紙雜誌。
這些報紙雖創刊於成都，但大多數並不僅僅限於成都發行。如《蜀報》（1910年創刊，半月刊，成都蜀報館發行），報紙分售處在成都有三處：誌古堂、二酉山房和文倫書局，另外在北京、上海、重慶都有分售處。而像《四川公報》副刊《娛閑錄》在第六期（民國三年10月2日）時代派處還僅限於成渝兩地，第九期新增代派處上海四馬路，到了第十期（民國三年12月2日）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代派處幾乎遍布全國，如北京、保定、天津、上海、蘇州、紹興、杭州、福建、漢口、長沙、河南、陝西、雲南、貴陽……甚至在一個省市設有多個代售處，如在北京就有六處，天津則有四處。
這樣大量的報刊發行，必然要求印刷技術的革新。正是隨著報刊印刷技術的日益先進，報刊才可能如此大規模發行，才可能使不少報紙有富餘的設備來承印來件和書籍。報紙雜誌的大量發行，自然是文學公開傳播的基本前提，同時也為文學書籍的出版印刷提供了物質可能。
同時，蜀地報業在本地社會生活中也日益顯示出其影響力。《蜀報》（1914年2月創刊，周刊，成都蜀報社發行）第六期“說部”登載了山言（鍾山言）的一篇時事小說。小說借人物之口道出了當時報紙之盛況。一晚，三個學生閑談，話題正是當時報館的情形。其中一個名叫孫民權的學生談到：“凡一報館是各有各的宗旨，其大要總不外代表輿論、灌輸文明、改良社會等語。近來中國的報館幾乎無處不有，報紙之發達可謂集一時之盛……現值民國初基，事務紛繁，興革一切，端賴報紙。”《啟蒙通俗報》“中西新聞”中也刊載了一則有關報紙發揮作用的小新聞——看報得大利。說是有人因為看了報，得到消息，因此買了新譯的書，考試中了第一，得獎銀約百兩。最後新聞報道者評論道：“你看買報有益不有益？”
上述二例，是報紙通過小說和新聞報道的方式為自身鼓噪，其中不免有自我誇張的情形存在，但“事務紛繁，興革一切，端賴報紙”卻也道出了當時報紙對形成社會輿論、影響社會風向的重要作用。以往，製度之興廢，政策之沿革，從來是自上而下的強製執行，古代報紙僅僅是傳達政府政令的工具。雖然在近代四川報紙上仍能看到類似的電文傳達，但這部分內容已經隻是作為眾多欄目中的一部分，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可以說，在近代四川社會中，報紙已經通過它較為發達的發行網絡與影響力和民眾發生了切實的關係，為以後文學借傳媒在大眾中傳播奠定了基礎。
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以上敘述僅僅是一種線性曆史的勾勒，是就四川本身的傳媒發展情況而言的。倘若將近代四川傳媒置於全國範圍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近代四川傳媒之弱於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傳媒的事實。近代四川傳媒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寥寥無幾（川人在其他地區或國家創辦的報刊不在此討論範圍之列，如《鵑聲》、《四川》等），而外地強勢傳媒又製約甚至壓倒了四川本地傳媒。像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鄒容《革命軍》並沒有在四川出版，而是在上海出版；吳虞《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之根據論》則通過《新青年》廣泛傳播。因此，近代四川傳媒既為本地的文學、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媒介形式和傳播條件，但也同時顯出相對封閉、局促的特點。
三
不過，隨著近代傳媒技術以及傳媒文化的興起，近代四川文學畢竟還是開始呈現出了一些新的麵貌，其生存樣式和價值形態悄然改變，專業撰稿人開始出現，新的讀者群也初步形成。
細察四川地區這一時期的報紙，就會發現在各報紙周圍都相對集中了一批撰稿人，如《蜀報》之朱山、吳虞、葉治鈞、沈宗元、白堅、鄧孝可等；《蜀風報》之愚公、詹言等；《娛閑錄》之墨公、毋我、度公、覺奴、畏塵女士；《女界報》主筆吳曾蘭女士等。而這些人又往往既是報刊的編輯、記者，同時也是所在報刊文學欄目的主撰稿人，比如像朱山，既是《蜀報》（半月刊）的總編輯，也常常在《蜀報》上發表詩詞作品。在新文化運動中被譽為“四川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當時也是《蜀報》的編輯和撰稿人。而吳曾蘭女士也是身擔《女界報》編輯和主筆的雙重身份，並同時在《娛閑錄》等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
自1906年停開科舉，傳統文人學而優則仕的生存模式被迫改變。部分知識分子開始進入新興報業，成為中國最早一批職業化報人。編輯報刊，為報刊撰寫文章逐漸成為這批知識分子重要的生存依靠。
而隨著小說自晚清以來的大受歡迎，在眾文類寫作中，率先出現了職業化的小說家，如《娛閑錄》小說欄目的主撰稿人之一——覺奴。他不僅在《娛閑錄》上發表小說作品，而且在其他報刊上也時有作品刊載，並將這些作品結集出版銷售。在《娛閑錄》第十九期就曾有昌福公司為覺奴在《國民公報》上發表過的《鬆崗小史》出版作預告，以增加小說的銷售量。這既是為出版公司的利益考慮，同時也涉及作者本人的經濟利益。另外，現代版權意識的加強，也加快了小說家職業化的步伐。報刊在刊載譯介的域外小說時，往往會刊出“不許轉載”字樣，以保護作家和報刊自身的經濟利益。“著書都為稻粱謀”在部分四川小說家身上首先成為現實。文學開始與商業利益糾結在一起，寫作不得不考慮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市場的需求。從專業撰稿人的出現到職業小說家的誕生，近代傳媒悄然改變著傳統文人士子的生存模式和文化心理。
近代報業的廣泛傳播，也相應地培養了一群“讀報人”。雖然除部分雜論、小說或遊戲文章、打油詩是以較為淺近的語言出現，四川近代報紙的論說、詩文等仍以文言為主，“讀報人”的圈子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但是與口耳相傳的傳播方式相比，報紙還是形成了一個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公開的交流成為可能。“讀者來信”的出現，正說明了文學借傳媒傳播過程的有效性。如在《娛閑錄》的第五期開始設有“讀者來稿”欄目，刊載了“心幡來函”，談到第三冊中“遙庵記崔靈芝軼事有與鄙懷不盡合者……”；第六期則有讀者來信“關於娛閑錄劇談之評論”。這兩封讀者來信，不管是與軼事記錄有不盡合者，還是劇談評論，都說明作品/閱讀、作者/讀者之間已漸漸形成有效的循環機製。同時也預示著文學作品一旦麵向公眾發表，就脫離創作者，公眾可以或借傳媒或是坊聞進行自由議論和批評。當然，作品的發表、反饋，乃至成為公眾關注的公共事件，這個過程本身充滿了各種影響因子，注定這不是一個可以與世隔絕的理想話語場所——究竟有多少人能參與其中，它的現實批判力究竟有多大等等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清理考察。但是，文學畢竟借助傳媒吸引了部分讀者，並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讀者群。這意味著文學新的生成、傳播、接受、反饋係統的初步成型。
隨著讀者圈的初步成型，報刊還吸引了一些“投稿人”。在《四川公報》副刊《娛閑錄》上就出現了標明為“投稿”的文學作品，如第八期就有兩篇為“投稿”作品，分別是小說《傅守中》、遊戲文《飯桶小傳》，另外同期還有兩篇署名來稿的遊戲文。文學來稿或投稿人的出現，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傳媒的文學傳播得到了讀者的接受和認同，並進而影響整合著讀者的文學興趣。
四
文學公共領域雛形的誕生，首先得益於報刊在版麵上為“文學”提供必要的空間。
縱觀四川近代的報紙雜誌，多為黨派報或機關報，政論或文化思想的宣傳是其辦報的主旨。翻開近代發刊於成都的各類報刊，撲麵而來的便是濃重的政治氣息，國家之處境、政治體製之沿革、社會經濟軍事之現狀、國際社會的發展和對中國之威脅、國民素質之優劣、精神思想種種之弊端、四川民生之各種狀況……都是各報紙討論的熱點。這種政論壓倒式的優勢明顯地體現在報紙的欄目設置上。報刊開端欄目往往即為“論說”、“時評”、“紀事”、“學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