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每一種文學思潮的出現，每一種創作傾向的形成，我們幾乎都能從中看到社團的背景和身影。反言之，每一個社團作為一個局部對文學史這個整體來說幾乎都有結構性的意義。”那麼新文學在中國西南城市——成都播下了怎樣的種子呢？作為四川的文化中心，成都新文學的成長又折射出當時四川怎樣的文化氛圍呢？這就應當從《草堂》文學群體說起。
一
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導論》中，文壇巨匠茅盾這樣寫道：“四川最早的文學團體好像是草堂文學研究會（民國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第四期後，便停頓了，次年一月又出版了草堂的後身《浣花》。”這短短的一句話概括了《草堂》的前因後果，但在它的後麵卻有著更為豐富的含義。
《草堂》誕生於“天府之國”的首善之地——成都，四周的崇山峻嶺擋住了外界的寒潮與戰亂，這在古時成就了它的豐腴、自給自足，但在近代卻造成了它的閉塞與落後。蜀道之難，自古有名，直至清末民初，四川還沒有一條公路。經濟的滯後嚴重影響了其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戊戌變法前後，我國的報刊業發展迅速，到辛亥革命之後，全國各地大小報紙就有500多家。盡管四川的第一家近代報刊《渝報》也在1897年麵世，但據《成都通覽》一書的記載：渝報立未久，尊經書院改立蜀學報。馬君子波創售時務報，始見國聞報、時務報等類，戊戌均滅絕無存。庚子後……若成都發行之報，隻學務公所之學報、官報書局之官報、成都日報三種而已。普通民眾則仍固於聖訓、孝悌之類的陳腐之物中，風氣閉塞，即使到了30年代中期，來自資陽的邵子南為買一本泰戈爾的詩集，走遍成都全城也不能如願。
這似一潭死水的盆地，隻有憑借外來猛烈的力量才能擊起陣陣漣漪。1917年，陳獨秀、胡適等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倡導新文學，炮轟陳腐的舊文學，新文化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1919年“五四”運動後，新文學的朵朵浪花變成了滾滾洪水，從北京、上海一路奔騰而來，衝入了夔門。在新文學的波濤蕩滌之下，成都的“華陽書報流通處”將外界的新鮮空氣，源源不斷地輸入這古老的盆地。“從1915年至大革命後期，經‘流通處’發售的外埠報刊主要有：《甲寅》、《青年》雜誌、《新青年》、《進步》、《新中華報》、《申報》、《新潮》、《救國日報》、《每周評論》、《星期評論》、《解放與改道》、《少年中國》、《中國青年》、《湘江評論》、《向導》、《小說海》、《太平洋》、《小說月報》以及重慶的《新蜀報》等等。其中行銷量最大的要數《甲寅》和《新青年》。1917年4月初，僅一周左右，就有《甲寅》第11號20份、《新青年》2卷6號300份銷售一空。”時隔多年，巴金回憶到：“我那時不過十四歲半，我也跟著大哥、二哥一起貪婪地讀著本地報紙上關於大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六三運動的記載……我們很興奮地讀著它們。那裏麵的每個字都像火花一般點燃了我們的熱情……《新青年》_、《新潮》、《每周評論》……”當時的社會風氣可見一斑。
受此影響，成都在“五四”時期先後出現過《威克烈》周報、《半月刊》、《直覺》半月報、《新空氣》周刊、《錦江潮》周報、《警群雜誌》、《勞動周刊》等。它們緊隨社會風氣，激烈地抨擊時政，宣揚新思潮。地處西南腹地的成都成為了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重點之一。
新文化運動中，全國各地文學社團蜂起。從1921年到1923年，僅僅兩年的時間，國內就出現大小文學社團40餘個，出版文藝刊物50多種。那時作為全川最高學府的成都高師，彙集了一大批來自省內外的優秀學子，新文化運動一經興起，這裏自然成了影響全成都乃至全四川潮流的中心。1922年夏秋之際，任教於高師的葉伯和組織了四川第一個文學社團“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草堂》期刊。
草堂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有：葉伯和、陳虞裳、沈若仙、雷承道、張拾遺、章戩初等。葉伯和其時為成都高師音樂教授，在《人聲》、《詩》、《星期日》周報上發表了多篇詩歌與小說。張抬遺、章戩初、沈若仙則在1920年時與巴金同為成都無政府主義社團半月社的成員，而後張拾遺又參加過《警群》和《平民之聲》的編輯工作，其他幾人事跡不詳。文學社並沒有嚴格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在《草堂》第二期的《編輯餘談》中，他們談道：“我們的文學會，是幾個喜歡文藝的朋友的精神組合。並沒有章程和會所。一時高興，又把幾篇小小的作品印了出來。”人會也不需什麼手續，“隻要朋友們不棄，多多賜點稿件，與以精神上的援助，便算人會了”。由此可知，草堂文學研究會這個民間團體完全是幾個青年追求文學理想的產物。
《草堂》創刊於1922年11月30日，1923年11月15日出版了第四期以後便停刊了。其第二期、第三期刊行的日期分別為1923年1月20日、1923年5月5日，因而它實際上是個不定期的刊物。通訊處為成都指揮街104號，並在北京、重慶、上海、廣州、南京、長沙、法國蒙柏利等地都設有代售處。其一至三期封麵正中印著“草堂”兩個大字，鮮紅色。出至第四期時封麵的裝幀美觀了許多：上有一幅杜甫頭戴鬥笠的畫像，樸實儒雅，著藍綠兩色，畫像的左側印著刊名、期數、出版日期。
《草堂》主要登載詩歌、小說、戲劇，其中又以詩歌為主。據筆者統計，四期共發表詩歌112首、小說12篇、戲劇1篇。譯作有法國莫泊桑的《菲菲小姐》和俄國迦爾洵的《旗號》兩篇小說，法國鮑笛奈爾（波德奈爾）、德國愛新道夫的詩歌共六首。
細細閱讀刊物，我們發現草堂文學研究會並沒有像其他的文學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那樣明確提出文學理論主張，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文學沒有自己的看法。在《草堂》的某些作品中，我們可以尋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以窺探到他們的心理。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蜀之山水足可稱冠中華，川人多陶醉於川中美景，自豪萬分。古時蘇東坡曾熱情奔放地讚美道：“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淩雲遊。”後來的郭沫若也喜談家鄉。大量的四川現代作家身上都有一種“鄉土情結”，林如稷、陽翰笙、陳煒謨、何其芳、方敬等都止不住心頭對故鄉的顧戀和矜誇。草堂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同樣如此，他們相信川內綺麗的風光可以催生出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刊於《草堂》-第三期的一封郭沫若致葉伯和的信中，郭寫道：“吾蜀山水秀冠中夏，所產文人在文學史上亦恒占優越的位置。工部名詩多成於人蜀以後，係感受蜀山蜀水底影響，伯和先生的揣疑是正確的。”從這可看出葉伯和曾經去信同郭沫若討論了四川自然環境與作家作品的關係，並得到了郭的讚同。郭沫若在信中又接著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吾蜀既有絕好的山河可為背景，近十年來吾蜀人所受苦難恐亦足以冠冕中夏。諸先生常與鄉土親近，且目擊鄉人痛苦，望更為宏深的製作以號召於邦人。”這既是郭沫若對草堂文學社的期望，也是葉伯和成立文學杜所要努力的目標。
《草堂》得“五四”風潮而生，當代的人們因痛感國力衰弱而深惡傳統文化，追求西方先進文明，進而有些偏激地認為隻要是外來的就是好的，故許多刊物以“新”命名，如《新青年》、《新潮》、《新空氣》等等，唯恐被時代拋棄，而成都這第一個文學社團及其刊物卻以有著一千多年曆史的“草堂”命名，似有些不合時宜，但如果深究下來，就能得知其中奧妙。
“詩史”杜甫曾在公元759年漂泊到了成都，在西郊蓋了一座草堂，在此生活了數年，寫成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闡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等優秀詩篇。杜甫在川期間，中國處於戰亂之中，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他的詩作飽含對人民的同情，對祖國的熱愛。而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民怨沸騰，與杜甫的時代幾多相似，作為一介書生，草堂同仁隻有拿起手中的筆痛書醜惡的社會現實，期待民眾的猛醒，這與一千多前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之精神遙相呼應。葉伯和就在《草堂懷杜甫》一詩中熱情頌揚了這位唐代詩人：“杜公/你雖一去不複返/但你所居底草堂尚依然如故嗬/你在草堂中產生底詩歌底生命/仍永續不斷地與世長存嗬！”（《草堂》第一期）故而同人用“草堂”作為自己社團和期刊的名稱來表達他們的文學理想。
另外，杜甫雖是河南鞏縣人，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草堂成為了成都最為著名的文化古跡，提起杜甫草堂人們自然就會想到成都，它是成都具有深厚文化積澱的標誌之一。以它命名就為刊物塗抹上了一層鮮明的地域色彩，以期“可以將四川青年文學的精神暴露於宇內，使一般創作者都可聚此旗幟之下與海內作者周旋”（《草堂》第四期），其魄力之大，確實令人佩服。
《草堂》誕生於新舊交替的時代，它的作品包含著豐富的時代色彩。新文化運動，其本質上是一場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關注人的生存價值及人生觀問題的思考。周作人更是提出了“人的文學”這一響亮的口號，個性解放的浪潮洶湧於文壇。30年代，茅盾在回顧這段曆史時寫道：“人的發現，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當時的文藝批評和創作都是有意識地或下意識地向著這個目標。”個人主義成了“五四”時期“文藝創作的主要態度和過程”。愛情在年輕人的生命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在他們身上個性主義就具體表現為愛情的解放，這是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大反叛。青年們在長久的禁錮之後終於唱出了心中的愛情之歌。1922年，汪靜之、馮雪峰，應修人等“湖畔詩人”出版了合集《湖畔》，其中的愛情詩不論是歡樂還是憂傷都是那樣的純淨清新，質樸感人。而當我們翻開《草堂》時，數量眾多的愛情詩同樣讓人驚歎於它們的真情流露。刊中作品既有對愛人柔情的傾訴、刻骨的相思，也有痛失我愛的悲傷孤寂。感情從作者的筆端流瀉而出，自然奔放，樸素多情，其中也不乏優秀之作。如刊於第四期的詩歌《我底》就運用了比喻的手法將“我”對“伊”的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感情刻畫得細致入微。“我底歌聲是隻輕捷的蜘蛛/結個膠而且密的絲網/罩著伊的妝台/好在伊曉妝時分，緊擾著伊之愁影/我底淚珠是隻伶俐的飛蛾/撲滅了伊床前的燈光/好使伊擾亂了心思/把我恨煞？/把我愛煞……”一顆跌宕於愛情中忐忑不安的青年之心，躍然紙上。年輕的心沐浴在愛的春暉中似花蕾一般綻放，那花瓣上晶瑩的露珠便是為愛流的清淚了。“痛苦的源泉是愛/痛苦的安慰也隻是愛/蝶兒雙雙舞著/示人們以戀愛的神秘。”（沈若仙《愛的殘痕》，《草堂》第三期）而夫妻之間則是柔情蜜意，令人羨慕不已：“正當我遊泳在密甜的夢海裏/黃鶯兒早已高唱他的晨興之歌了/她輕輕推開繡被、給了我一個親吻/她說：愛人！快快醒來喲……我說：愛人！隻要你我的愛交互地常存在/我倆的心靈裏/春光便永久不會離開我們的金屋了！”（葉伯和《她的愛》，《草堂》第三期）比較而言，這些詩作較《湖畔》集含蓄一些，它們的作者比汪靜之、馮雪峰、應修人等人年長幾歲，想放聲歌唱又有幾分羞怯，這有些像小說《病中》《草堂》第一期的姑娘，在鄉間的她苦苦地追尋著愛情的意義，暗自思念著自己的情人，埋怨他不來看望自己，當愛人終於來到身邊時卻又羞得臉頰通紅，遲遲不願出來相見。少了一些“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責，/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嗬”（汪靜之《伊的眼》）似的大膽率真，多了幾分“愛你在心口難開”的纏綿繾綣。
人性的釋放終於邁開了第一步，但前而的道路依然坎坷，封建禮教、封建家族製度似幽靈一般在四處遊蕩，想要掙脫舊式的藩籬談何容易。“五四”運動期間四川女中學生剪短了一點頭發，就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受害是深的青年婦女自然成了作者們關注的重點，控訴禮教和家族製度對中國婦女的戕害，否定傳統的倫理秩序，批判社會現實的醜惡是“五四”新文學共同的格調。《草堂》中的作品對此也多有涉及：她們或尚未婚嫁就被迫為“丈夫”守節直至發瘋（張拾遺《T君的姊》，《草堂》第一期）；或強被嫁與自己不愛的人：愛華被當作禮物被哥哥送給了田團長（章戩初《紹文底悲哀》，《草堂》第四期），張蔭華雖與同學自由戀愛並訂婚但被伯父許配給了他人，雖鬧到法庭，但仍然敗訴（章戩初戲劇《家長》，《草堂》第一期）；即使嫁給了自己的意中人，也被婆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因為這樣的女子“太不懂事”，最終也隻有鬱鬱而亡了（何又涵《長夜》，《草堂》第三期）。而另一方而，門第觀念在新一代中也並不是毫無市場，學堂裏的一些所謂知識女性也在暗中相互攀比，學識隻是婚嫁的籌碼，她們以自己嫁得了有權有勢的丈夫為榮，否則就會被人譏笑，顏麵無光（張拾遺《兩封回信》，《草堂》第二期）。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赤裸裸地呈現在文學社成員們的而前，他們在短暫的興奮之後漸漸看清了自己的渺小與無能為力，那層層的黑暗絕不是單單憑著幾聲熱血沸騰的呐喊就能衝破的。“我呻吟。/在曆史的黑暗當中、/從許多的呻吟裏麵、/我——個厭倦的青年；/繼續呻吟了。”（張拾遺《我的呻吟》，《草堂》第一期）鬱悶堆積在他們的心頭，卻很難找得到人傾訴。“我滿懷心事去向何人告訴呢？/我的心事隻有我個人哭泣！/唉！我現在才知道人生是孤獨的！/好罷！讓我盡量的哭泣罷！”（雷承道《我的悲哀》，《草堂》第一期）他們的筆下也出現了許多描寫秋雨、殘荷、落葉的詩歌小說，他們或傷春悲秋，或為自己的遭遇堪憐，孤獨寂寞的情緒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張拾遺哀歎著：“我悵惘地唱起我心底音律/我淒切地吟出我心底詩句/從這樣寂寞底人間/是我所等候回響底山穀嗬！”（《〈彷徨的路〉自敘》，《草堂》第二期）青春期的孤寂、彷徨與中國文人傳統的柔弱氣質纏繞在一起，生出了一種特有的感傷心緒。這映照出了新舊時代轉換期特別的情緒與心路曆程。
1923年，冰心的《繁星》、《春水》與宗白華的《流雲小詩》出版，這種從生活的一情一景中感受詩意，將人生哲理和瞬間情思蘊涵於極短篇幅的即興小詩引發了人們極大的關注和興趣，許多人開始熱衷於小詩的創作。在這小詩流行的時代，《草堂》也出現了許多類似的詩作，甚至有些詩歌就直接以“小詩”作為標題。第二期和第三期上，19歲的巴金就以“佩竿”的筆名發表了小詩體的詩歌，多抒發喪母的悲痛和心中不可言說的孤寂：“每當忍受人們的冷酷待遇時/便自然憶起的亡故的母親嗬！”“沒有母親保護的小孩/是野外任人踐踏的荒草嗬！”“這個月夜與數年前的有什麼分別呢？/但如今卻隻有我一個人徘徊了。”“我偶然從夢中醒來/聽悠悠地更大更沉重的鑼聲/似乎都放在我底心上敲著。”這些巴金早期的詩作雖顯稚嫩但卻孕育了其後作品中重要的文學意象。他的一首小詩這樣寫道：“一株被花匠紮過了的梅花在盆裏死了/伊的一生隻是這樣寂寞嗬！”這不能不令人聯想到《家》中梅表姐的形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草堂》應是巴金文學生涯的起點。要把一首詩做得短小而雋永是件不易的事，故而發表於《草堂》上的小詩中成功之作並不多，大多數流於形式，模仿的痕跡很重，沒有多少大的突破，但這些作者們勇於嚐試，緊跟文學潮流的勇氣仍然值得我們欽佩。
新文化運動掀起了譯介外國文藝思潮的高潮。“五四”以後短短幾年，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意象派等等蜂擁而入，地處盆地的《草堂》也努力吸收外界的新鮮養料。有感於當時中國國勢衰弱，屢被列強欺辱，《草堂》第一期刊出了秋潭譯的法國莫泊桑的《菲菲小姐》。其後他們還選譯了法國鮑笛奈爾（波德奈爾）《惡之花》中的四首，詩前附有作者的簡介。翻譯的筆法雖不純熟，但卻將詩歌中那種頹廢空虛之感傳達給了讀者。緊接這四首詩之後的則是從德國愛新道夫的小說《一個廢物的生活》中擇取出的兩首詩歌。巴金也加入了翻譯大軍，他從英譯本翻譯了俄國迦爾洵的小說《旗號》，這篇小說的情節很簡單，講述了一個普通的養路工在發現鐵路的路軌鬆動後冒著極大危險提醒了火車司機，從而挽救了許多生命的故事。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巴金最早的一篇譯作，文筆樸素。
三
眾所周知，“五四”前後出現的社團具有明顯的地緣色彩，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草堂》文學研究會主要成員也大都是成都高等學校的老師或學生，長期生活在蓉城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了與北方、江南地區不同的風貌。成都平原富庶肥沃，在上遊都江堰護佑下，水旱從人，人民不知饑饉，而成都也得以兩千多年都沒有變動過城址，曆來都是文人薈萃之地，漢代之司馬相加、卓文君，唐代之杜甫，五代之花間詞人……文人永遠是錦官城裏最亮麗的一道風景。這個千年古城的文化氛固異常濃厚，名勝古跡遍布全城，如：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樓、大慈寺、青羊官……留下的千古文章和迤邐故事無數。《草堂》會員們生於斯長於斯，耳襦目染，對這些蘊藏了豐厚文化內涵的故地懷有深厚的情感，其中對杜甫草堂的感情最為濃烈，毫不吝惜自己的讚美之詞，四期刊物就有三期登載了歌詠草堂的詩作。它是他們心中的聖地：“翠綠的竹/鮮豔的花/奇偉的古樹/蓊鬱的叢林/靜寂寂的藍天/灣曲曲的流水/鳥語不住地歌頌/蟲聲不停地讚美/這便是杜甫的草堂了！”曾經許多的輝煌早已灰飛煙滅，而草堂卻依然默默地佇立，“不見百年將軍的府第/但見千年詩人的草堂”（沈若仙《草堂》，《草堂》第一期）。葉伯和在詩中對杜甫推崇萬分：“杜公嗬/中華底歌德嗬/唐代底彌耳敦嗬/超地域底詩人嗬/超時代底詩人嗬！”（《草堂懷杜甫》，《草堂》第一期）
“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同樣受到《草堂》同人欣賞的還有“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女詩人”——薜濤，她才貌雙全，辨慧工詩又巧於酬對，其詩溫婉多情，又製作套色小箋“薛濤箋”，可稱為一大創舉。如今絕代芳華已隨風逝去，隻有薛濤井的井水清冽依舊：“隻有井邊的幾株楊柳/他們垂著頭、仿佛含著許多悲愁/想對著我們/替薛濤說出一些淒涼的曆史。”（葉伯和《薛濤井》，《草堂》第一期）陳虞裳躑躅在望江樓，並以《江樓雜詩》為題做了一組小詩，詩歌囊括了這裏的主要景點崇麗閣、浣箋亭、吟詩樓、洪度井、流杯池、濯錦樓，在作者的筆下它們都蒙上了一層淒清的色調，物是人非，能長存人間的也許隻有薛濤的詩魂了吧。
“天下之山水在蜀”，四川的山雄奇嫵媚，攝魂奪魄，四川的水溫柔多情，明媚可愛，對川中風物的迷戀是四川作家筆下永恒的主題。“青城天下幽”，青城山雖不在五嶽之列，但在中國也很有名氣，它植被繁茂，穀深崖峭，同時也是道教的發源地，道觀數量眾多。而青城的夜景又怎樣呢？陳虞裳曾在山中的道觀住宿，寫了一首小詩《常道觀之夜》刊於《草堂》的第三期上：“啟窗四顧、放進了滿山底冷颼颼的夜氣/滿天底星光雖然是神秘的閃爍著/但四周畢竟是黑魑魑的……習習穀風、漸漸在我耳邊嗚號起來了/猩猩叫了/猿猴啼了/子規泣了/我底心更戰栗而且恐怖起來了！”看來夜晚的青城沒有了白日裏溪流淙淙、古樹參天、空翠濕衣的美妙體驗，給人一種詭異神秘之感。而登頂之後呢？陳緊接其後的另一首詩《登青城第一峰》就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神奇的圖畫：岷江、索橋、灌城盡收眼底，對麵趙公山上的皚皚白雪反射著太陽的光輝，如夢似幻。
按理說，四川既稱之為“天府”，物產豐富，人民的生活應該容易一些，但軍閥混戰卻是川中痼疾，富饒的平原和四周難以逾越的天險時時撩撥著軍閥們割據一方的夢想。從古至今，川中大大小小戰役不計其數，“天下來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也就成了一句名言。時光進入了20世紀，精良武器的出現更是為“蜀亂”推波助瀾，曾有人做過粗略的統計，從1912年成都“省門之亂”算起，到1935年蔣介石勢力人川為止，四川軍閥大小戰爭不下487次（一說479次），規模較大的29次，牽連到滇、黔、陝、鄂四省，平均不到一年，就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戰爭。作為四川的省城，成都自然是兵家必爭之地，在無數次戰火洗劫後，成都瘡痍滿目，普通的百姓也遭受著巨大的痛苦。“A街完全變成瓦礫場了！B會館的大建築燒盡了！C一家人沒有房子在！D的鋪麵被燒了一大半！E被流彈打死了！F被亂兵槍斃了！G因為交通斷絕，買不到藥吃，病死了！H因為她的孩子駭死了，她也氣死了……”這就是葉伯和在小說《舶來的爆竹》中給我們描繪的淒慘場麵，美麗的天府之都成了人間的地獄，令人扼腕。而把呼嘯不停的槍彈聲比成爆竹聲聲，也算是一種處亂不驚吧。數年之後他找到了知音，江津人吳芳吉也是“慣聽槍聲亦等閑，隻如蠶豆伴沙煎”（《重陽後二日撲城戰中》），相同的感觸，相同的無奈。
平日裏遊人如織的少城公園在戰亂之後冷清異常，映入葉伯和眼簾的是一片衰敗：“滿地的殘荷敗葉/樹枝上時有寒蟬哀鳴/酒肆寂然無聲/茶社兩三人/道旁遊玩的/隻幾個纏著繃帶的傷兵。”（《戰後之步城公園》，《草堂》第四期）
麵在城郊的鄉村，那些兵士更是氣焰囂張，他們打家劫舍，四處搶奪，比土匪還要厲害百倍：“一位城裏的問鄉下的人/‘前晌有匪，你們躲避了麼？’/‘不，我們窮人不怕’/‘現在兵多，鄉下自然清淨了。’/‘嗬呀！我們躲避在茅草裏，牛兒都不見了！’/鄉下人啞聲的說。”（《兵匪》，《草堂》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