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與郭沫若比肩，體現出現代四川文學思想實績的又一大家。在跨越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巴金給世人奉獻了一部部感人肺腑的偉大作品，與此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珍貴的文學經驗之談，大量地見於序、跋、書信、短論、隨筆、劄記、講話、談話等形式之中。我們可能會認為，巴金這些經驗談很“散”，沒有學者論文的集中性、係統性與理論性，可是“散”卻不能證明沒有價值，巴金經驗談既有蜀地隨意、自由、活潑的風尚，又有作家論文學的實在、中肯與深刻。收集、整理這些經驗談，發掘、提取其中閃光的文學思想，對於拓寬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文化研究，對於深入理解巴金其人及其作品，對於促進我國文學理論的民族化建設，擺脫現行理論界的“搬運工”現象，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裏，我們廣泛爬梳、打通巴金論文學早、中、晚的幾個時期，結合參照巴金的人生經曆與創作實際，概括、提取巴金基本的文學思想，展示巴金文學思想的基本成就，闡明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並透視內隱其中的巴蜀文化蘊涵。
一
巴金十幾歲時，父母就雙雙去世，他在虛偽、醜惡的封建家庭裏度過了青少年。失去了父母的嗬護，巴金充分感受到了大家庭內部的傾軋與壓製，這在他幼小的心中，就萌生著一股反叛的情緒。“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傳到成都，巴金開始了他的啟蒙，他貪婪地閱讀著《新青年》等進步刊物，投身各種革命活動。他參加成都學界反軍閥的請願，參加建社團、辦刊物、印發傳單等等活動。巴金反叛的個性在活動中逐漸形成。1927年巴金赴法留學，留學期間他閱讀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無政府主義，思索中國的出路，一心幻想成為一名職業的革命家。這時的巴金，已基本確立了他與這個時代、社會的關係，那就是革命性的、反叛性的關係。
巴金1928年開始創作，從《滅亡》始，中經《新生》、《死去的太陽》、《愛情三部曲》、《複仇》等等，到1940年《激流三部啦》最終完成，可以說其間一直貫穿著巴金反抗專製、反抗壓迫、爭取獨立的思想。他說：“我第一次提筆寫小說時……為了替那些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下麵的犧牲者呼籲叫冤。因為我沒有別的武器，我才拿起筆，用它做武器，來攻擊我的敵人。”“自從我執筆以來我就沒有放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製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妥協。”“我寫作為著同敵人戰鬥”，“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說過：‘一切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製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對於自己的創作本身，巴金也不希望受人支配，受人幹涉。對於來自文壇各方的批評、指責，巴金予以堅決回擊，叛逆性的心理使他不能沉默。他反駁根據一時印象對他妄加評說的印象式批評：“難道那些在報紙副刊上寫些印象式的讀後感的人就算是批評家麼？”“沒有一個批評家曾章過印象來做批評的標準。”他也反駁從簡單的意識形態立場對他的橫加指責。他說：“他們所自詡的批評是把作品分成兩種：不是‘意識正確’，就是‘意識歪曲’；正確的自然說上了天，歪曲的罵人了地。”“批評一篇文學作品，不去理解它，不去分析它，不去拿一個尺度衡量它，單憑自己的政治立場，甚至單憑自己一時的印象，這絕不是批評，這隻是個人的讀後感。”他特別氣憤那種任意肢解、為我所用、惡意批評的惡劣作風。他說，“最可氣的是任意把作品中的句子剪頭去尾留中段，引到所謂批評的文字中，然後大加譏諷”；“近來又有聰明的‘批評家’出現，如果說明到一本期刊，故意留下幾篇不提到”。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以及隨後國共內戰的到來，巴金控訴與複仇的個性轉向凝重與沉實，其反叛的鋒芒有所減弱。甚而建國之後，由於政治對文藝的直接介入，或許也是巴金對新生活的真心讚美，巴金反叛的矛頭“鈍化”了。然而經曆了愈演愈烈的極“左”思潮和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巴金反叛的個性又一次爆發出來，他把矛頭指向剛剛過去的荒誕歲月，也對準當下還殘存的惡劣之風。他首先反對文藝界裏的“長官意誌”，他說：“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誌’寫成的。”“我無法按照別人的意誌寫作，哪怕是長官的意誌。”“我不是文學家，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製。”他也深惡痛絕那種已經淪為“管人”、“整人”工具的“文學批評”。他說：“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作家和批評家，兩種人，兩種職業，兩種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評家，批評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批評家論述作家和作品，不會用作家用的尺度來衡量，用的是他們習慣了的尺度。”可以說，巴金“文化大革命”後最重要的著作——曆經八年而成的五卷本《隨想錄》，整個的就是一部反叛的書。書中充滿著對“文化大革命”無情的控訴，控訴“文化大革命”中社會秩序、人際關係的全而異化，控訴“文化大革命”帶給巴金本人及其家人的身心摧殘，控訴“文化大革命”文藝領域內出現的“遵命文學”、“長官意誌”、“藝術法”等怪現象，當然其間也包括巴金個人深深的自責與懺悔。
在巴金的文學創作談中，在巴金的文學作品中，在巴金的人生曆程中，其“反叛的個性”都非常突出。“反叛”，是巴金所選擇的自我以及文學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姿態。具體說，就是一種衝突性姿態。一個人總是渴望自由的，然而一個人總不能自由。一般人犧牲自己的自由，順從於現實環境所設計的種種規則、體製，安安穩穩做“順民”、“奴隸”。然而巴金，他是從“黑屋子”裏被喚醒的人，他想讓自己，也想讓他人做有尊嚴、有權利、能自主、能發展的人。他渴望衝出“黑屋子”，反叛這個世界，搗毀束縛在人身上的種種枷鎖。巴金所選擇的文學，不是粉飾的文學，不是幫閑的文學，也不是遵命的文學，而是超越性的、批判性的文學，是“反叛”現實的文學。現實是不完美的，有不合理的製度，有反動的惡勢力，有摧殘人心的陳腐觀念……而反叛性的文學，在它對現實的否定與批判之中，讓人暫時甩脫現實加於人的沉重枷鎖，帶給人身心一定程度的解放與愉悅，又使人向著未來，意識到自由的召喚，從而明了生活的真理與人生的價值。曆史一再證明：那些最偉大的作品，往往就是批判性、反叛性的作品。從這個層麵說，巴金文學思想“反叛的個性”之於文學、之於人生、之於社會，意義重大。
二
巴金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創作，以及80年代《隨想錄》中的一些篇什，在“怎麼寫”的這個層麵，表現出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巴金對此論述頗多，我們將其概括為“激情寫作”。
“激情寫作”首先是指觸發作家創作動機的、不可遏製的情感。巴金說：“我寫文章，尤其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我隻感到一種熱情要發泄出來，一種悲哀要傾吐出來。”“我寫文章好像是順從一種衝動。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筆寫。”“我第一次拿起筆寫小說，隻是因為我有話講不出來，有感情沒法宣泄，麵心頭的愛憎必須傾吐，於是把寫作當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寫東西時是有感情的，沒有感情時，我就不寫。”巴金談寫作《滅亡》：“我的感情必須發泄，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所以我拿起筆來，在一個練習本上寫下一些東西來發泄我的感情，傾吐我的愛憎。”“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於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泄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人顫動。”“我寫文章，寫小說，是因為自己心中有非說不可的話，不吐不快，為了把心裏話說出來，才拿起筆寫小說，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