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曆史時段相比，抗戰時期中國文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由於作家生活的變化而在文學中注入了對人的苦難生存的關懷。這一點，在巴蜀之地的文學創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可以說，作家們離開了昔日的北京與上海，也遠離了昔日優裕的生活；進入了中國的腹地，生存狀態也跌入了中國社會的底層。他們不得不重新開始一段別樣的人生體驗，確切地說，是渝地苦難的生存體驗。從而在他們的創作中，多了一份真實的平民情懷，我們稱之為“平民文學”；在創作的風格上，更趨於基於生存的現實主義，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存現實主義”創作。
要談戰爭時期巴蜀文學的平民傾向和生存現實主義特色，還得從作家如何墜A社會的底層以及到底是經曆怎樣的社會現實說起。在巴蜀之地，有兩個常與普通民眾發生關聯的動物形象，就是老鼠和豬。過去，這兩個意象在沙汀等川籍作家作品中常常出現。而現在，常與巴蜀下層民眾相關聯的低俗動物也頻繁出現在外來作家的筆下，正是通過鼠和豬我們可以透析作家生存現狀的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創作風格的變化。
胡風一家抵達重慶後不久，剛出生十天的女兒就被老鼠咬傷，“孩子滿頭滿臉連頭下麵包的被子都是血，卻還熟睡著。M仔細一看，才發現是被老鼠咬了，鼻子上、嘴上、唇上、左耳朵上都被咬傷了，在不停地流血，臉頰上還被鼠爪劃破了不少的傷痕”。而對這從未遇到過的奇異事情，胡風夫婦嚇得全身發抖，不知該怎麼辦。他們把孩子抱到醫院，醫院並沒當作特別緊要的情況來處理。旅館的人都知道孩子被耗子咬了，“但是他們一點也不顯奇怪，那個洗衣女工還告訴M，她們鄉下有的孩子的鼻子或耳朵都被咬掉呢，因為老鼠聞到了奶香味嘛！大人也有的被咬了手指頭或腳趾頭。四川的耗子可真厲害呀！今後我們要與這些暗藏的小動物生活在一起，想想有點不舒服”。胡風領受到“川耗子”的厲害，“川耗子”也對胡風和M往後的生活和心理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M本來已經夠苦了，現在更是每晚都睡不好，聽到老鼠跳動就膽戰心驚的，隻好把嬰兒摟在懷裏睡。”胡風趕忙搬出旅館，在北碚鄉下租了房子，還是“發現M她們真受罪，這屋潮濕得很，屋頂還掉一種叫瓦虱子的毛蟲，所以連午睡都不敢把小女兒放在小床上，夜晚更不敢了，M害怕耗子和蛇來咬她。大兒子雖然一個人睡在帆布床上，掛上了帳子，但。M每天晚上都要起來摸摸他看看他，生怕被什麼咬了。這樣提心吊膽的生活我怎麼能安心呢”！
山城鼠多，又極其厲害，簡直超乎外來人的想象。宋之的夜中行走在重慶街上，看見滿街耗子組成一副奇妙的“耗子圖”：“是夜了！夜半十二小時後，因為工作，我獨自在街上走著。街很靜，除彼此追逐的野狗而外，是滿街亂竄的老鼠和擠在一起睡著了的孩子！這些野孩子跟老鼠在我心裏構成一幅很奇妙的聯想，他們在某幾點是，幾乎是相同的。我分明看見一輛汽車衝過，幾隻老鼠便被碾斃，而孩子也便蠕動起來了！”張恨水來重慶後不久，就寫了雜文《這一炮幾時響》：“重慶市衛生局長就職的時候，曾發表了他的大政方針。認為第一件事，就是要從捕鼠和清潔街道做起。這實在不錯。假使隨便找個外地人問問，他到重慶的第一個不良的印象，也就是這個。昨日星期日，在行人如蟻的武庫街上，三步路踏著兩隻扁如柿餅的死鼠，鮮血淋淋的，想到是拋棄不久的東西。”張恨水在這裏是要諷刺衛生局長隻放空炮，但重慶鼠多，可見一端。由於多鼠的緣故，老舍把他的住所起名為“多鼠齋”。他這樣說：“多鼠齋的老鼠並不見得比別家的更多，不過也不比別處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條包內，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窩。沒法不養隻貓子了，雖然明知道一買又要一筆錢，‘養’也至少須費些平價米。花了二百六十元買了隻很小很醜的小貓來。我很不放心。單從身長與體重來說，廚房中的老一輩的老鼠會一日咬兩隻這樣的小貓的。我們用麻繩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
山城的多鼠也嚴重影響了作家們的讀書與寫作。“巴金寫《火》第二部時，正值初夏，重慶沙坪壩已熱得可怕。更可怕的是臭蟲和耗子。它們肆無忌憚，一到夜晚，它們就會猖獗活動。任意騷擾。耗子在房裏亂竄，亂啃，臭蟲使人睡不安穩。”巴金常於深夜作《寒夜》，“陪伴他的隻有幾隻老鼠，它們放肆地在屋子裏跑來跑去。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隻有這樣的寫作環境”！老舍的書信常被老鼠咬碎，曹禺的文稿也曾毀於鼠禍。當時重慶報紙雜誌上登有征文題目：我如何對付一隻偉岸的老鼠。
作家們對老鼠憤慨之至，自然將社會上的醜惡和黑暗聯想到鼠的意象。胡風曾經在1942年的舊曆元宵節作一首舊體詩：“幾人歡笑幾人愁，莽莽河山半劫灰。酒醋值錢高價賣，文章招罵臭名垂。侏儒眼媚姍姍舞，市儈油多得得肥。等到更深人靜後，四川耗子滿街飛。”全詩以“四川耗子滿街飛”作結尾，足見其強烈的諷刺和詛咒。和曹禺同在戲劇專科學校任教的好友吳祖光寫了一篇關於曹禺和“川耗子”的文章《鼠祟》，專門提到老鼠對於曹禺創作的“貢獻”：“在《北京人》裏，他屢次提到耗子，自私，卑鄙，鬼祟，損人利己。耗子原是這麼下作的東西；也就形成了《北京人》裏的那些不肖子孫的象征。”
很多作家也像曹禺一樣，由於深受耗子的刺激，把耗子“請”進了他們的大作。嚴傑人也寫了《鼠的畫像》，用鼠來象征那些“汙穢”、“陰險”、“有毒的”、“不敢正視光明”的人：
何其如此偷偷摸摸的
你
這汙穢的東西
老是行走於黑暗裏
不敢正視光明麼
持著黑暗為你掩護
偷偷地爬到我們這裏來
斜瞟著陰險的眼
窺視著我們的一切
向我們的世界
吐出一絲絲有毒的涎沫
你吱吱地私語著什麼秘密
你溜來滑去
要把腳爪在地板上
摩擦出輕微的籲歎嗎
當太陽照耀的時候
你將因為恐懼你自己的裸露
踉蹌地走進黑暗的窟窿去。
居住在跟重慶地域環境和政治環境極其相似的昆明的穆旦，詩作中也大量出現鼠的意象，其中最有名的是《鼠穴》，就是諷刺那些所謂的社會砥柱，趁機鑽營投機、囤積物資、貪汙腐敗甚至破壞抗戰。這首詩通過得意洋洋的鼠輩之口來敘述：“一切的繁華是我們做出/我們被稱為社會的砥柱”，“因為，你知道，我們是/不敗的英雄，有一條軟骨/我們也聽過什麼是對錯/雖然我們是在啃齧，啃齧/所有的新芽和舊果”。
作家深受鼠害，鼠於是就成了作家筆下要諷刺和詛咒的人的象征，但它卻為中國現代文學做出了非凡貢獻，畢竟它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一個具有獨特地域特征的意象。
和耗子一樣聞名的是當時重慶及四川其他地區的豬。以前居北京和上海，作家很少注意到豬。一方麵他們很少有機會見到豬，另一方麵，在文人眼裏，豬和鼠一樣都是肮髒下賤的東西。但在重慶，尤其是作家們蟄居在郊野，常碰到豬，像四川作家沙汀一樣，豬也頻頻出現在他們的筆下。
胡風在北碚居住時，全家與豬為鄰。“兩間破房過去一間是廚房，一閫是羊欄，現在隔壁還是另一家的豬圈。夜晚，隻聽見豬叫聲，並傳來一陣陣的豬泔水和豬屎尿的臭味。”和胡風同在北碚複旦大學教書的葉聖陶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和曹禺第一次去複旦大學的情形：“複旦總辦公室假一道觀，供奉禹王。殿前天井即大會堂，戲台為演講台。教室則假一小學之教室。學生住宿則村人之餘屋也。走往教室上課，小路上時時遇小豬。簡陋荒涼，殆難描述。”王亞平的散文《臘梅》、《豬，農家》寫到農家靠豬維持生活。張恨水的《賤鄰》以悲憫的情懷描寫了鄰居與豬為伍的生活。
除生活中常碰到豬之外，作家們對飯桌上豬肉的價格也隨著生活水平的變化而愈加關心。作家們剛人瀹時，還能大體維持以前的生活標準，常常可吃到肉，甚至由於重慶抗戰初期物價水平較低而感愜意。葉聖陶、胡風、老舍、張恨水都記載了剮人渝時和家人、朋友有酒有肉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外來人口的劇增，戰爭的巨大消耗，作家們開始感受到了生活的艱辛。老舍常常吃帶有石子和糠皮的糙米，胡風在除夕寫下了“無米村翁也過年”的詩句。有得吃、能吃飽就屬萬幸，而吃肉則成了奢望。作家隻有用文筆和夢境勾畫著對肉的憧憬。吳組緗平日裏常念叨吃肉，由此生夢，“夢見蠟黃色的熏雞和燒鴨，挺著白眼珠像板凳那麼大的青魚，烤得黑黝黃滴的大塊醃肉——每塊都是大半拉的豬，還有海參和臘腸”。為圓吃肉夢，吳組緗家裏養了頭小豬。老舍專門為此撰文《吳組緗先生的豬》，文章開頭就寫道：
青木關到歌樂山一帶，在我所認識的文友中要算是組緗先生最為闊綽。他養著-口小花豬。據說，這小動物的身價，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訪組緗先生，必附帶的向小花豬致敬，因為我與組緗先生核計過了：假若他與我共同登廣告賣身，大概也不會有人出六百元來買！
文中並記載了一次他去吳家恰逢小豬生病，他和吳家一起緊張不已，忙給小豬喂藥，小豬病情好轉才方感慶幸。老舍這樣常常去吳組緗那裏並那麼關心小豬就是指望將來能分點豬肉吃，因為他也很久沒吃肉了。老舍在他的一篇文章提到為生活所迫戒掉各種嗜好，其中提到戒葷：“戒葷嗎？根本用不著戒，與魚不見麵者已整整二年，而豬羊肉近來也頗疏遠。還敢說戒？平價之米，偶爾有點油肉相佐，使我絕對相信肉食者‘不鄙’！若隻此而戒除之，則腹中全是平價米，而人也決變為平價人，可謂‘鄙’矣！不能戒葷！”
尤其是老舍割盲腸後又患貧血，醫生囑咐多吃肉、豬的腦和肝、豆腐等，老舍也認為非常必要，但肉吃不起，也不好買啊！要想吃肉，隻有自己動手，親自養豬。放在先前，對於這些文人來說，這簡直不可想象。張恨水家也在重慶養過豬。原先在北平居住在有19間屋子的大院、常在院中賞菊飲酒的張恨水，在重慶找了一處鄉下小屋住下。今非昔比，飲酒吃肉頗為奢華。張恨水《山窗小品》有一篇《豬肝價》，詳細記載了豬肉價格瘋長、難以吃肉的情形。後來他的妻子和孩子就偷偷養豬，給了他一次巨大的驚喜和吃肉的幸福。
作家們與鼠、豬的“親密”接觸，不僅是因為渝地的鼠、豬有特色，更由此可看出作家們真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由此一斑，大致可窺探作家淒涼生存之全貌。冰心一家住在歌樂山下，一家生活極其艱難，吳文藻又患上當時極難治療的肺病，不停地發高燒和咳嗽。他們的表兄來看望，送來兩個廣柑，冰心曾聽別人說廣柑加白糖連皮燉是治療咳嗽的偏方，不想錯把鹽當白糖，又鹹又酸，吳文藻說根本沒法喝，讓冰心把它倒掉，冰心覺得鹽和廣柑都極其珍貴，倒掉實在可惜，閉眼皺眉地把又鹹又酸的廣柑汁喝了下去。
冰心和吳文藻的貧病生活讓人同情，但畢竟還沒有到窮途末路的地步。當時在戲劇界和文藝界極其活躍的洪深先生為貧困和疾病所折磨，不堪忍受而選擇自殺。1940年冬天，洪深最鍾愛的長女洪鈴因營養不良身患重病，洪深卻連買藥的錢都出不起，更不用說對病人精心滋補調養了。洪深夫婦也是疾病纏身。牙疼時時侵襲著洪深，也無錢醫治，又染上了慢性瘧疾，常常發作，同時他也一直憂慮著他的肺病（洪深最後不幸死於肺癌）。1941年2月5日，洪深舉家服毒自殺，留下遺書曰：“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經濟，如此艱難，不如且歸去。”幸得郭沫若等人及時趕來，才挽救了洪深一家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