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
司基塔列慈(Skitalez)的《契訶夫記念》裏,記著他的談話——
“必須要多寫!你起始唱的是夜鶯歌,如果寫了一本書,就停止住,豈非成了烏鴉叫!就依我自己說: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人家決不把我當做作家!契紅德!一本小笑話集!人家以為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麵。嚴肅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因為我隻會笑。如今的時代怎麼可以笑呢?”(耿濟之譯,《譯文》二卷五期。)
這是一九○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臨死這一年,自說的不滿於自己的作品,指為“小笑話”的時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歲的時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在這之間,他不但用“契紅德”(Antosha Chekhonte)的筆名,還用種種另外的筆名,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小品,速寫,雜文,法院通信之類。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報《新時代》上投稿;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為這時候,契訶夫才開始認真的創作,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是相合的。
這裏的八個短篇,出於德文譯本,卻正是全屬於“契紅德”時代之作,大約譯者的本意,是並不在嚴肅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卻在輔助瑪修丁(V.N.Massiutin)的木刻插畫的。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後,還在本國為勃洛克(A.Block)刻《十二個》的插畫,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我的翻譯,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為多,並不著重於小說。
這些短篇,雖作者自以為“小笑話”,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趣聞”,卻又截然兩樣的。它不是簡單的隻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就是問題。生瘤的化裝,蹩腳的跳舞,那模樣不免使人笑,而笑時也知道:
這可笑是因為他有病。這病能醫不能醫。這八篇裏麵,我以為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卻將這些指為“小笑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為他謙虛,或者後來更加深廣,更加嚴肅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譯者。
譯者後記
契訶夫的這一群小說,是去年冬天,為了《譯文》開手翻譯的,次序並不照原譯本的先後。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載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記課副手日記抄》和《那是她》,題了一個總名;謂之《奇聞三則》,還附上幾句後記道——
以常理而論,一個作家被別國譯出了全集或選集,那麼,在那一國裏,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來,這作者也更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國卻不然,一到翻譯集子之後,集子還沒有出齊,也總不會出齊,而作者可早被壓殺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無不如此,契訶夫也如此。
不過姓名大約還沒有被忘卻。他在本國,也還沒有被忘卻的,一九二九年做過他死後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現在又在出他的選集。但在這裏我不想多說什麼了。
《奇聞三篇》是從Alexander Eliasberg的德譯本《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Welt-Verlag,Berlin,1922)裏選出來的。這書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筆,雖沒有後來諸作品的陰沉,卻也並無什麼代表那時的名作,看過美國人做的《文學概論》之類的學者或批評家或大學生,我想是一定不準它稱為“短篇小說”的,我在這裏也小心一點,根據了“Groteske”這一個字,將它翻作了“奇聞”。
譯者後記第一篇紹介的是一窮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極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員;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愛聽豔聞的小姐。字數雖少,腳色卻都活畫出來了。但作者雖是醫師,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寫的日記是當不得正經的,假如有誰看了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兒,那我包管他當天就送命。這種通告,固然很近於“杞憂”,但我卻也見過有人將舊小說裏狐鬼所說的藥方,抄進了正經的醫書裏麵去——人有時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
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N.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