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
司基塔列慈（Skitalez）的《契訶夫記念》裏，記著他的談話——
“必須要多寫！你起始唱的是夜鶯歌，如果寫了一本書，就停止住，豈非成了烏鴉叫！就依我自己說：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人家決不把我當做作家！契紅德！一本小笑話集！人家以為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麵。嚴肅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因為我隻會笑。如今的時代怎麼可以笑呢？”（耿濟之譯，《譯文》二卷五期。）
這是一九○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臨死這一年，自說的不滿於自己的作品，指為“小笑話”的時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歲的時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在這之間，他不但用“契紅德”（Antosha Chekhonte）的筆名，還用種種另外的筆名，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小品，速寫，雜文，法院通信之類。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報《新時代》上投稿；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為這時候，契訶夫才開始認真的創作，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是相合的。
這裏的八個短篇，出於德文譯本，卻正是全屬於“契紅德”時代之作，大約譯者的本意，是並不在嚴肅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卻在輔助瑪修丁（V．N．Massiutin）的木刻插畫的。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後，還在本國為勃洛克（A．Block）刻《十二個》的插畫，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我的翻譯，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為多，並不著重於小說。
這些短篇，雖作者自以為“小笑話”，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趣聞”，卻又截然兩樣的。它不是簡單的隻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就是問題。生瘤的化裝，蹩腳的跳舞，那模樣不免使人笑，而笑時也知道：
這可笑是因為他有病。這病能醫不能醫。這八篇裏麵，我以為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卻將這些指為“小笑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為他謙虛，或者後來更加深廣，更加嚴肅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譯者。
譯者後記
契訶夫的這一群小說，是去年冬天，為了《譯文》開手翻譯的，次序並不照原譯本的先後。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載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記課副手日記抄》和《那是她》，題了一個總名；謂之《奇聞三則》，還附上幾句後記道——
以常理而論，一個作家被別國譯出了全集或選集，那麼，在那一國裏，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來，這作者也更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國卻不然，一到翻譯集子之後，集子還沒有出齊，也總不會出齊，而作者可早被壓殺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無不如此，契訶夫也如此。
不過姓名大約還沒有被忘卻。他在本國，也還沒有被忘卻的，一九二九年做過他死後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現在又在出他的選集。但在這裏我不想多說什麼了。
《奇聞三篇》是從Alexander Eliasberg的德譯本《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Welt－Verlag，Berlin，1922）裏選出來的。這書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筆，雖沒有後來諸作品的陰沉，卻也並無什麼代表那時的名作，看過美國人做的《文學概論》之類的學者或批評家或大學生，我想是一定不準它稱為“短篇小說”的，我在這裏也小心一點，根據了“Groteske”這一個字，將它翻作了“奇聞”。
譯者後記第一篇紹介的是一窮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極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員；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愛聽豔聞的小姐。字數雖少，腳色卻都活畫出來了。但作者雖是醫師，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寫的日記是當不得正經的，假如有誰看了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兒，那我包管他當天就送命。這種通告，固然很近於“杞憂”，但我卻也見過有人將舊小說裏狐鬼所說的藥方，抄進了正經的醫書裏麵去——人有時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
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N．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