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三月，草木葉綠，惠風和暢，一派生機盎然。加之“兩會”（全國人大十一屆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十一屆會議）召開之際，春的律動愈發充滿生命的質感與崇高。
上午10時30分，餘刻意乘坐地鐵1號線並且刻意在天安門西站下車又刻意徒步經過新華門到達位於西長安街36號的“張瑞齡（北京）書法藝術院”。這一連串的“刻意”，並非玩弄文字遊戲和嘩眾取寵，而是享受一種並不為人所知的驕傲。那麵對長安街的中南海的新華門西側紅牆外的玉蘭樹和白皮鬆，是我20年前在中央軍委空軍政治部工作時作為義務勞動參加種植的。剛剛栽種時的白皮鬆和玉蘭樹的直徑充其量有5、6公分，而現在大多已經長成直徑少說也有20多公分，粗壯而娉婷，沐浴陽光，迎風傲立，英姿瀟灑。每當春天來臨，白皮鬆枝蘸綠，潔白凝脂的玉蘭花清香四溢，吸引來不少攝影愛好者和來往行人駐足觀賞，給本來就富麗堂皇的新華門又增添一道靚麗的風景。我每每途徑於此，看到這詮釋著“植樹造林，澤被世人”理念的寫意景觀，不禁默誦清代詩人趙執信的《大風惜玉蘭花》詩句：“池煙輕柳漫黃埃，苦為辛夷酹一杯。如此高花白於雪，年年偏是鬥風開。”心中隨之生發出美不勝收的愜意與自豪。
已準時在充滿翰墨書香的一樓大廳等候的享有“當代中華第一楷書”之譽的著名書法家張瑞齡先生見我準時到達，親切地起身笑迎。論年齡，張瑞齡先生長我6歲，所以我尊稱其為兄長。若論對其相知，應追溯到40年前的“文革”初期。那時，我在空軍唐山基地政治部從事專職新聞工作，因出身“資本家”家庭的張瑞齡先生，被“發配”到河北省唐山市水泥機械廠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這個廠屬於我所在部隊的“支左”範圍。在一次采寫該廠“三結合”抑或是“大聯合”的報道中“支左”負責人知道我是個文化人，說起這個廠有個寫大字寫得非常好的人名叫張瑞齡。從而張瑞齡的名字在我腦海裏打下了深深烙印。“文革後”已調入中央軍委空軍政治部文化部工作的我在參觀全國第一屆美展時，一進大廳就迎麵看到用精妙絕倫的楷書書寫的“前言”，再一看落款，居然是出自張瑞齡先生的手筆。再之後張瑞齡先生調到北京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工作，我們之間又因“書”續緣，而又因“書”固緣。
這次造訪，是源於我擔任院長的北京世界華人文化院繼獨創《世界華人著名書畫家經典》和《世界華人著名書畫家精品》兩個書畫特刊係列品牌後，又與“俄羅斯與中國21世紀雜誌社”和“北京2008年奧運會特刊（俄中文版）編委會”合作共同創辦《北京2008奧運會特刊——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精粹》，專程請已擔任“世華院”顧問的張瑞齡先生題寫刊名。這個奧運特刊之所請張瑞齡先生題寫刊名，原因有三：一是“經典”和“精品”的刊名都出自其手筆，“精粹”也應統一；二是張瑞齡先生的楷書出類拔萃，合作方對已題寫的刊名讚不絕口，並對新刊名翹首以盼；三則是張瑞齡先生對“世華院”厚愛有加，無論是出版的書刊還是因特殊需要，每每請其揮毫，從來不予推辭並不計報酬。
“寫吧！”張瑞齡先生於下午時分已約定與邀請方談在外地舉辦書畫展事宜，便立刻要鋪氈揮毫。
“好呀！”我知道其活動多，時間安排緊，便馬上幫助收拾寫字台上的書刊，不禁發現，張瑞齡先生使用的硯台居然是一個玻璃煙灰缸；其用的毛筆，筆杆已經開裂，用尼龍繩捆了四道。
“這是您捆的？”我端詳著筆杆，狐疑地問道。
“嗯”。張瑞齡先生平時很寡言，話出口，就像他的為人處事一樣，實實在在，落地成坑。
“誰能知道，那麼多的曠世之作，都是出自這樣一個煙灰缸和捆了幾道尼龍繩的毛筆！”我頗有感慨地言道。
“嗨，我曆來不講究這表麵的東西。關鍵是心思要用在寫字上。”張瑞齡先生這話絕不是標榜和溢美，而是幾十載浸淫筆耕的真實坦陳。其7歲習字，解放後因家境的嬗變和長期處於低收入而生活拮據，從來不講究筆墨紙張和書寫條件，反而激發了他艱苦勵誌和奮發有為的品行。所以，他的楷書，渾厚、遒勁、剛毅、大氣凜然和充滿內在的雄魄，生動地彰顯著書品和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