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首先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銳地看到人類社會“新紀元”的肇始。“微言如閃首傳真”（林伯渠對李讚詩），他成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並引導一批先進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使北京大學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這是值得後人稱頌和紀念的近代中國的偉大事件。
本世紀初北京大學經過蔡元培領導的革新後，集中了一批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這樣思想激進、勇於尋求救國真理的新派人物，百家爭鳴，學術思想活躍，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中國具備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條件之後，北京大學就成為馬克思學說進入中國的一個理想的落腳點和生長點。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振奮了中國進步思想界，李大釗首先把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他在1918年先後發表的《法俄革命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在這些文章中，他熱情宣傳十月革命，集中論述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劃時代意義，並初步把中國革命同這個新的世界革命聯係起來。我們知道，當一個曆史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要準確地把握它的本質是不容易的，何況，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已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竭力攻擊的目標，迷漫全球的是對革命俄國的歇斯底裏般的詛咒聲。這種反動宣傳曾使許多人對十月革命產生懷疑和恐懼。而李大釗則透過反動派欺騙宣傳的迷霧，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明確地判定了處在不同曆史時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質，“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認為正是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時代，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他從這個新的革命時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國的一線曙光，我們的態度“惟有翹首以迎”，“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從這裏可以看出，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洞察和認識的深度，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確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正是從這新的世界曆史的變動中，引導人們認識指導這個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學說。
誠然，馬克思主義剛傳入中國時，在北大，在國內，還隻是作為“五四”時期眾多新思潮中的一個流派出現的。真理是通過實踐和比較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才被確立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這表現了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真理的內在力量，也說明李大釗傳播這一理論的深遠意義。今天，我們仍可從這早期傳播活動中獲得深刻啟迪。
其一，從李大釗傳播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研究，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加以接受的。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這是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然而卻是中國先進分子長期沒能正確認識的問題。近代中國革命慘痛的曆史教訓都同這個帶有根本性的缺陷相聯係著。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由感性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這個至關重要的工作，也首先是在李大釗的著述中開始的。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於所謂“公理戰勝強權”，歡呼英美等協約國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揭露了這次大戰的真正原因，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從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上開始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明確的認識。1919年初，他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第一次準確地表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實質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他並明確提出了“殖民地對於本國（按：指帝國主義宗主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於強大民族要求解放”，即實行反帝的民族自決的鬥爭任務。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正確指出當時正在發展的愛國運動，不能隻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要求撤換幾個親日派官僚，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的分贓活動，已經徹底撕去了它們所謂的人道、正義、和平的虛偽麵紗，證明“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我們若是沒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引導人們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整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從而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聯結起來。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東交民巷裏有我們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統治者之間的主與奴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