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在解放運動中實現自身團結統一和爭取聯合廣大同盟軍的一個重大戰略和策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獲取勝利的一大法寶。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新中國的實踐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堅持並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統一戰線理論，緊密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了一係列新的問題，為中國共產黨奠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原則。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反對主要敵人實現自己的曆史使命，同一切可能聯合的階級、階層、政黨和集團在一定的目標下結成廣泛的政治聯盟。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的革命運動。”比如，“在德國，隻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製君主製、封建土地所有製和小市民的反動性”。列寧在指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中，進一步發揮了馬恩的上述思想，他指出：“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麵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或各種類別之間利益上的一切對立，另一方麵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列寧提出的民族殖民地理論中，也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無產階級盡管革命性很強，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它的人數畢竟比較少，在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及百分之一，力量比較弱；地主大資產階級雖然人數也不多，但它畢竟有全國性的政權，有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力量仍然是比較強大的。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去孤軍奮鬥，是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因而，無產階級要戰勝強大的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就必須使自己的各項政策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利益，必須同這些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由於得到外國帝國主義支持的中國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在一個時期內超過了革命勢力，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不是短時間就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不是花少一點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須聚積雄厚的力量。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要把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平衡的狀態，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要花費很大的氣力，要依靠黨的策略路線的正確。“過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正因為中國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革命鬥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黨就更加有必要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努力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注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以便在長期鬥爭中逐步地改變革命與反革命的力量對比的狀況，逐步地擴大革命的陣地，爭取革命的勝利。上述這些，說明在中國建立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有充分的客觀依據，是極端重要的。
毛澤東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把統一戰線提高到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的戰略地位，認定“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毫無疑義，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是革命的、正義的戰爭，這種戰爭的政治性質使它不僅具備了勝利的可能性，而且具備了勝利的必然性。但是革命戰爭要勝利，還要依靠正確的政策。這裏除了孤立和瓦解敵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團結和壯大自己的問題，或者說，就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問題。曆史的經驗證明，“革命戰爭必須由黨所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來擔負，黨的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是革命戰爭勝利的政治保證”。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不能正確地處理各階級的關係，以達到團結和壯大自己及瓦解敵人的目的，那麼革命戰爭就不可能勝利，甚至可能遭到失敗。他把建立統一戰線看作是“革命的根本政策”，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在全國勝利前夕，他進一步指出：“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這就是“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這就從深刻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高度，指明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
事實證明，在中國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我國原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廣大人民群眾長期處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深重災難之中，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這種曆史條件決定了我國無產階級擁有廣大的同盟軍，可以把一切愛國的、不甘心受帝國主義奴役的人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結成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統一戰線。這是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最大的優點。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不僅占了人口的大多數、而且革命要求強烈，他們是統一戰線的左翼集團，是共產黨的基本依靠力量。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受到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壓迫和排擠，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或者可以在鬥爭中保持中立；又由於它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缺乏革命的徹底性，而且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有可能同革命的敵人妥協，可能動搖變節，他們是統一戰線中的中間集團，是共產黨應當努力爭取的力量。“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並為它們所豢養的階級。因此，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曆來都是革命的對象。但是，由於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是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係統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中國無產階級為了削弱敵人和加強自己的後備力量，可以同這樣的大資產階級集團建立可能的統一戰線，並在有利於革命的一定條件下盡可能地保持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成為統一戰線中的右翼集團，是共產黨的暫時的同盟者。這些說明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已為黨的曆史發展所證明。
早在1922年黨的二大就正式作出了關於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而1922年至1923年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被反動派鎮壓下去這個事實，使黨進一步懂得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於是，1923年黨的三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國民黨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正是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條件下，中國人民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緊要關頭，共產黨內發生了放棄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錯誤，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實行了公開的叛變，而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的反動。在大革命失敗以後的一個時期內，革命統一戰線中隻剩下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三個階級。中國共產黨主要依靠農民，堅持革命的旗幟，推動革命走上複興之路。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階段，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國內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但這時黨內發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他們采取“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錯誤政策，結果，喪失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利用全國興起的抗日高潮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利時機，使無產階級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革命事業再次遭受極大損失。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毛澤東領導下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並通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個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在中國的各個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都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因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十分廣泛的包容性。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抗日戰爭得以堅持、發展並最終贏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解放戰爭時期，由於國民黨統治集團依仗美國政府的支持，實行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政策，迫使廣大人民除了奮起鬥爭之外別無出路，由於中國共產黨實行了正確的政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由於受到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的鼓舞，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達到了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在內的偉大規模。“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鞏固，它具備了戰勝任何敵人和克服任何困難的堅強的意誌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新中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在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後，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大法寶。早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指出了繼續加強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說：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於孤立，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定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還針對建國初期黨內嚴重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在1950年3月全國第一次統戰工作會議期間，專門講了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強調要在黨內廣泛開展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教育。他指出，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說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因此整個《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人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他還特別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黨派的作用，從整體上看，從長遠看，必須要民主黨派。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從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的理論高度上，指明了統一戰線的根本指導思想。同年6月，毛澤東在一屆全國政協二次全體會議的閉幕詞中，又著重指出一定要鞏固和擴大我國的統一戰線，他說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必須鞏固我們這個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線。不論什麼人，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鞏固工作有所貢獻者，我們就歡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鞏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對他，他就是錯誤的。要達到鞏固革命統一戰線的目的，必須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在這裏，他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統一戰線仍是一項基本政策，並指明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的基本方法。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如何對待曾經是同盟者的民族資產階級，是黨麵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毛澤東認為，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方法逐步地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取消階級鬥爭，而是一種比較巧妙、比較溫和、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就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我們的戰略目標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但可以采取比較文明的辦法改造，可以開協商會，用協商的辦法來消滅它。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在政治上繼續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聯盟，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在經濟上采取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地通過和平的方法，達到消滅資產階級又把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人逐步改造成為勞動者的目的，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
誠然，毛澤東晚年由於“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曾給統一戰線工作帶來嚴重損失，使之經曆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但應當肯定，毛澤東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他提出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統一戰線應當繼續發展的思想；關於長期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基本製度；關於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與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關於和平統一祖國與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等，奠定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實現國家統一的堅實基礎，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既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根本經驗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的最根本的問題。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既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的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根本經驗。曆史事實證明，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集中地表現在對統一戰線領導權的爭奪上。這是因為哪一個階級掌握了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就決定了革命和建設走哪一條道路，采取哪一種方法，這是關係到革命和建設的命運與前途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時曾深刻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這一真理，已是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所充分證明。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在要求。如同前麵所述，黨在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不同的階級、階層和社會政治集團之間為了反對當前的共同敵人，實現當前的某種共同要求而結成的政治聯盟。也正因為參加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代表著不同的階級、階層和社會政治集團的利益，他們之間除了有某種共同點，即結成統一戰線的共同的政治綱領以外，在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各自其他的綱領和戰線，以及所采取的鬥爭方法等方麵，不可能是沒有區別的，有的區別甚至具有某種對抗的性質。所以，統一戰線本身就是一種對立的統一，它既有統一的一麵，又有鬥爭的一麵。在這種情況下，在統一戰線中，正如無產階級力圖吸引、影響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一樣，資產階級也力圖影響仍至“溶化”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曾經這樣尖銳地指出：“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他強調共產黨的全麵抗戰主張和國民黨的片麵抗戰主張存在著原則分歧，“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麵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誠然，這個誰吸引誰，誰領導誰的鬥爭，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具體的內容會不同，尖銳性的程度會不同，但這無疑是統一戰線中任何時候都存在的鬥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鬥爭，實際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同盟者盡可能提高到當時革命鬥爭所要求的水平。工人階級在統一戰線中，不但決不可以被其他的階級、階層所影響和動搖，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須積極地影響和吸引其他階級、階層，盡可能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必須發展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從根本上說，就是必須有一個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這顯然是堅持和發展統一戰線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由此可見，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獨立性，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中心環節。拋棄了這種獨立性，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在統一戰線中犯投降主義或尾巴主義的錯誤，這就實際上失去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這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曆史經驗。黨在大革命時期曾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自動放棄無產階級的獨立性，使黨失去了遏製資產階級叛變的能力，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畋。毛澤東曾一再告誡全黨要牢記這一“血的教訓”。所以在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盡管蔣介石集團從一開始就企圖限共、“溶共”，而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及時克服抗戰初期黨內出現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采取正確的鬥爭策略，衝破了國民黨的限製和束縛，維護了統一戰線的正確方向，保證了抗日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