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並包”，是本世紀初期蔡元培對北京大學革新時提出的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從一定意義上說，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在當時確起到了破舊催新的巨大作用；一個生機盎然、奮發有為的新北大脫穎而出，一掃過去暮氣沉沉、陳腐不堪的習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無怪乎每當人們追思五四時期北大卓有成效的建樹時，總是很自然地把它歸功於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的主張及其實施。這正如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大會的唁電所指出的：“先生清末從事革命，提倡民權；民六任北大校長，網羅人才，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這個評價是恰當的、公允的。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革新，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這種革新及其所體現的辦學思想從基本的方麵說，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教育的客觀要求。今天，我們深入研究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剖析它提出的曆史條件、基本傾向和作用，這對於我們繼承前人的積極成果，認識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規律，都是很有意義的。
一
五四運動之前的中國，正經曆著辛亥革命從勝利又複歸於失敗的痛苦曆程，中國革命也處在新舊轉折的曆史交叉點上。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蔡元培提出了“兼容並包主義”，對北大進行整頓、革新，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這不是偶然的。
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曾說過：“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複和鞏固。”這種曆史上常見的現象，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又一次得到了印證。當辛亥革命以其傑出的曆史作用，造成了銳不可擋的民主政治洪流的時候，封建統治營壘中的一些人物紛紛改換臉譜，利用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竊弄國柄，借共和之名，行封建專製主義之實。隨著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相繼失敗，文化思想領域的封建複古逆流也大肆泛濫起來。而在袁世凱的複辟陰謀破滅後，文化思想方麵的複古活動並沒有停止下來，尊孔複古的謬論、封建禮教的說教、鬼神迷信的猖厥，仍然交織成束縛人們思想、壓抑資產階級新學、扼殺民族生機的精神網羅。而這時的北京大學雖然經過民初初步的民主主義性質的某些改革，校內“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然就其主流而言，仍舊是一個頑固的封建文化堡壘，舊思想舊文化充斥各個學科；一些舊派教員公開提倡尊孔讀經，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竭力詆毀新學。文化思想領域這種萬馬齊喑、正氣衰微的局麵，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敗這一慘痛的曆史悲劇。
然而，辛亥革命的影響不可低估。特別是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乘帝國主義各國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之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同時，知識分子的隊伍也在進一步擴大。隨著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經濟、文化力量的增強，他們迫切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探索新的救國道路。一場以挽救民族危亡為目的徹底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就在這樣廣闊的曆史背景下，以勇猛的姿態蓬勃發展起來。
綜上可知，衝決封建文化思想的網羅，為民主政治開拓道路，已成為曆史發展的要求，“兼容並包”正是以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的基本傾向，順應了這一曆史潮流的需要。這也是它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的深刻原因。當然，“兼容並包”能夠作為一種辦學方針提出並付諸實施，則也是與蔡元培自身所具備的主觀條件相關聯的。這主要是：
首先，蔡元培作為一位傑出的民主革命家，他的民主革命活動是同從事培養革命人才的教育事業緊密相聯的。他在清季末年總結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時曾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不但使他開始衝決改良主義思想的藩籬，而且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委身教育事業同“倡言革命”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因而為革命而培養人才的目的始終是很明確的。他出任北大校長是在袁世凱死去之後，這時被袁廢棄的臨時約法和國會曾一度恢複，一些人又陶醉於民主共和勝利的迷夢之中，而身在歐洲的蔡元培，以一個革命家特有的敏感，在他寫的《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一文中，不但指明袁世凱實際上是封建專製、禮教和迷信愚昧的複合體，反袁是反對整個封建勢力的鬥爭，而且還特別指出繼續這種鬥爭的必要性。基於這種清醒的認識，他回國後謝絕了友人的勸阻，甘冒整頓失敗的風險，毅然同意到當時封建官僚習氣濃厚、校風腐敗的北大任職。他在致友人信中說：“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侖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校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這裏，雖然透露了蔡元培思想上仍有教育救國論的傾向，但是，他所說的從教育著手，“使吾國轉危為安”，既包含對國家富強的殷切期望，也指對已瀕臨絕境的民主共和事業的挽救，為此而從事啟迪民智、培育人才，確仍不失為一救國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麵。正如當時孫中山支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並對此寄予厚望，“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誌，應當去那曆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就蘊含了此種深意。正是這樣，蔡元培提出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際上是在當時封建文化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爭得陣地。
其次，蔡元培作為我國近代教育製度改革的先驅者，具有不畏艱險的革新勇氣。他作為一位清季翰林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是痛切地認識到封建教育製度對人才的摧殘和扼殺。他委身教育事業後，就把為民主革命培養人才同改革舊教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表現了勇於革新的精神。清季末年，他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時，就開始致力於打破封建專製教育。辛亥革命前後，他三次赴歐遊學、考察，注意學習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1912年他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對封建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進行改革，廢棄了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的規定，小學廢止讀經並實行男女同校，大學取消經科，學校不行拜孔儀式，打破了兩千多年墨守孔學的舊習；同時提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同時發展的新教育方針，改革學製，修訂課程，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雖然他任教育總長前後僅半年時間，就因不滿袁世凱的專製而被迫中斷了這項改革工作，但它確為全麵推行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次他出任北大校長進行的整頓工作，實際上是他在民元推行新教育的繼續，並進一步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循“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對學校從領導體製到學科設立，從教師陣容到課程建設，從學生觀念到課餘生活，都進行了全麵的整頓、改革和創新。在這期間，軍閥政府的壓迫，守舊勢力的責難，教育經費的奇缺，困難重重，舉步艱辛。麵對這一切，蔡元培以他對教育的熱忱，革新的勇氣，不畏懼，不退縮，苦苦周旋。在五四前夕爆發的新舊思潮大激戰中，北京大學成了封建勢力集中攻擊的目標，這時蔡元培挺身而出，保護新派，公開為新思潮辯護，重申要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采兼容並包主義”，保護了新文化運動不被摧殘，使北京大學的改革也得以繼續。這一切表明，“兼容並包”作為辦學方針的提出，確是得助於蔡元培的改革勇氣。
再者，蔡元培作為一位民權思想的篤行者，言行一致，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風。“兼容並包”辦學方針的實質，是反對封建文化專製主義。按照這一辦學方針的要求，在用人上，能不拘一格，不計資曆，選賢任能、兼收並用、唯才是舉；在學術上，允許不同學派樊然並峙，各派學者各抒己見，學術民主，百家爭鳴；因而在學校管理上，也要求民主治校，以利於學術的繁榮發展。
唐人陸龜蒙詩雲：“大廈若掄才，亭亭托君子”。蔡元培正是以優良的民主作風和寬闊胸懷，不僅敢於實行“兼容並包”，而且善於容納各種學派和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他在北大建立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製，使任職者人盡其才，能夠施展自己的才幹；在學術上切實貫徹學術民主，思想自由，使北大一時人才薈萃，各種學說競相傳播。這種學術民主的實行，使學校具有很大的凝聚力，五四時期的北大成為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個中心，不是偶然的。後來有人在評述蔡元培對北大的興革時，盛讚了這種民主的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說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製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製度不易推行也。“這是有道理的。因此兼容並包”辦學方針的提出，反映了蔡元培具有的良好的民主作風。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的提出，既有鮮明的針對性，是為打破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又有明確的目的性，即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
二
對於“兼容並包”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一些論著多從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上立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反映了這一辦學思想及其作用的一個主要方麵。但僅僅從這一方麵論述還是不夠的，還不能完全表達蔡元培的原意，也沒有全麵反映這一辦學思想的特點。
蔡元培作為一位傑出的民主教育家，是深知發展新教育與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因而兼容並包作為一種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的提出，及其所以能夠產生巨大的作用和影響，首先是在於它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學術進步和新思想的傳播。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就開宗明義向學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項要求，勉勵他們拋棄過去追求升官發財而無意於研究學問以及墮德毀行的舊校風，“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他特別強調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而不是當官發財之階梯。這是蔡元培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也是他革新北大的一個重要目的。從這個宗旨出發，他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並把這作為使大學具有研究高深學問機關性質的必要條件。“囊括大典”，是指對待古今中外不同學派、思想、典籍的態度，主張“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網羅眾家”，則指廣收人才並發揮其所長。自然，這兩者是相互依存和關聯的。蔡元培把他的這種辦學主張，概括為“兼容並包”（或“兼收並蓄”），以期通過廣收人才和包容不同學派的方法，達到革新大學的目的。
所以說“兼容並包”辦學思想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規律，我們可以從蔡元培提出它的思想內涵加以分析。這主要為：
首先，這種“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原則分不開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是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的前提條件，是蔡元培辦學思想的核心。他深刻地認識到，文化專製和政治專製是互為依存條件的，是我國文化教育發展的嚴重障礙。他明確表示：“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子的主張。”認為這種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造成了我國學術停滯落伍的局麵。這正如他後來曾痛切指出的：“吾國承秦始皇漢武帝以來之習慣，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紛爭，社會百業之停滯，無不由此。”因而他主張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通例，允許不同學說並存，自由爭辯，提出“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學術思想問題，應當“任吾人自由討論”。主張“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這就是他所主張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裏，蔡元培從反封建文化專製主義出發，深刻地闡明了發展教育和學術的特殊規律，要實行學術民主，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對於教員，則主要看其是否“積學與熱心”，至於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政治見解，隻要不影響其所授的課程，同樣應該用其學術專長。所以，這一時期的北大，既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同時也有政治上保守而舊學深沉的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黃節、陳漢章等人。真可謂人才薈萃，眾家林立，競相發展，盛極一時。這對繁榮學術，培育具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是有著積極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