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至今80周年了。這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鬥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曆史新起點，是愛國主義的盛大節日。
北京大學作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與現代中國社會進步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五四運動對北大曆史發展及其優良傳統的形成也發生了深遠影響。作為高等學府，像北大這樣與國家命運和民族解放鬥爭聯係如此緊密的，是不多見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北大確是與近現代中國曆史同行。因而北大傳統同這一曆史特點緊密相關，並為後人所繼承、豐富和發展。
誠然，北大傳統的內涵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多年來，北大師生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和研究，把它定位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相對地說，這比較全麵、準確地反映了北大曆史的特點和精神，因而得到了北大師生和海內外校友的廣泛認同。科學地概括北大傳統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要正確對待曆史的遺產，而且關係到究竟用什麼樣的傳統精神引導今天的青年學生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
在98北大百年校慶時麵世的《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選輯了康有為、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一批曆史名人的文章，按編者的意圖精心編排，主旨是為了說明北大的傳統是自由主義，而不是現在北大師生所認同的那些內涵。特別是一位曾擔任過國內社會科學最高研究機構領導職務者，以長者、學者的身份為該書作序，對這種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認為這不僅是今天的北大應該加以“複興”的“最要緊”的傳統，而且還要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製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既然問題被提到如此嚇人的重要地步，這倒使本文有興趣在行文中順便議及這些問題。
一
百年北大誕生於民族憂患深重之秋，它作為維新變法進步運動的產物，在它的曆史行程中，又始終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富強所進行的探索與奮鬥息息相關。正是在這樣大的曆史背景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的火炬首先在北大點燃，並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內涵豐富的北大優良傳統，就不是偶然的曆史現象。
應當指出，本世紀初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革新，對北大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趨時更新，整頓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他網羅各派學者，容納不同學派，學術民主，自由爭辯，對促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學校體製，破除學生的舊觀念，倡導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為培育新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蔡元培的積極支持下，這時北大集中了一批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這樣思想激進，勇於尋求救國真理的新派人物，他們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國民》、《新潮》等進步刊物為陣地，提倡白話文，高張文學革命，同舊思想、舊道德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革新後的北京大學，一掃過去腐敗沉悶的風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這時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是由時代風雲激蕩下進步師生中高昂的愛國思想直接促成的。
愛國，是一種崇高的信念，也是一種激越的情感。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惡性循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在我國民族精神中所蘊含的憂患意識的基礎上形成了更加明確的愛國主義思想，並在這一旗幟下尋求救亡自強之道。百年北大特別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愛國傳統，就反映了這樣深刻的曆史內涵，同時又體現了新的時代特點。其一，顯示了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從而使之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發揮了某種先鋒和橋梁的作用。北大進步師生在各個曆史時期，從五四運動到一·二九運動，從三·一八運動到一二·一運動，都是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站在鬥爭的前列。他們鬥爭的鋒芒，始終是對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他們奮鬥的目標，始終是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人民革命取同一方向，從而為中國青年運動提供了極可寶貴的曆史經驗。其二，把愛國主義鬥爭同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相統一，走曆史必由之路。我們知道，不同的時代條件，愛國主義也有不同的思想內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階段，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愛國主義是和他們的忠君思想相聯係的，雖然他們的愛國情懷和無畏的犧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終因這一曆史的局限而注定了他們演的是一出悲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愛國主義，則比較自覺地同民主主義的理想相結合，並取得推翻封建帝製這一曆史性勝利。但是，時不予我，外國有的，中國卻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結局及爾後的局麵，深刻表明近代中國已經失去了通過發展資本主義求得富強的曆史機遇。經過痛苦的摸索，隻有當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前途相聯係，並獲得掌握這一曆史自覺的先進政黨領導的時候，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理想與目標——救亡與自強，才有了真正實現的可能。而這正是當時北大教授李大釗在新的世界觀指導下獲得的理性認識。從上列兩端不難看出，北大的愛國傳統，是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對後人富有啟迪意義的。而《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的編者卻認為，愛國是所有學校共有的，因而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其實這是並不了解北大以至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本質特點，隻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很膚淺的看法。
正如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反封建（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鬥爭愈徹底，對無產階級事業愈有利。經過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學術空氣活躍，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落腳點和生長點。所以在80年前，時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釗首先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裏，敏銳地看到人類社會“新紀元”的肇始。“微言如閃首傳真”（林伯渠對李讚詩），他成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並引導一批以北大師生為主的先進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使北京大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初基地。
李大釗以北大為基地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是多方麵的。除了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晨報》副刊、《星期評論》、《新生活》以及北大學生創辦的一些學會會刊上，發表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中國社會問題的文章外，他還在北大史學、政治、經濟和法律等係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工人的國際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講座，加上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所授的共有十門之多。至今保存在北京檔案館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係賀姓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其對“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及其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題的回答，縱以今日之水平視之，其觀點也還是全麵而正確，應令人刮目相看的。這無疑是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一個彌足珍貴的佐證。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1920年先後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研究馬克思學說的社團組織。特別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推動全國一些地區先進分子研究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建黨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對五四時期的北大以及許多先進分子的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所在的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以及他的住宅，成了北大進步師生和革命青年集會和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場所。他不但引導青年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還鼓勵他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諄諄教導青年：“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在他的教育下，北大的一些先進分子脫下學生裝，穿上工人服，走向工棚，深入礦井。這不僅使他們自身得到鍛煉，而且也促進了在工人中灌輸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正是在李大釗的教育和影響下，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範鴻劼、何孟雄等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北大成長起來。青年毛澤東也是“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應當說，李大釗的上述工作，不僅使北京大學成為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而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一個搖籃。據統計，在黨的一大之前，在全國8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中，有6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全國早期53名黨員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師生和校友。北大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李大釗的引導和影響下，北大不僅在五四時期，而且在爾後的曆史進程中，都存在一個堅持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群體，許多進步師生在白色恐怖的艱難環境裏也仍然孜孜追求這一革命真理。如在40年代後期北大院係聯合會設立了兩個公開出借進步書刊的圖書室，即五四圖書室和孑民圖書室，前者主要收集進步的報刊，後者主要收集馬列主義理論書籍。當時孑民圖書室有圖書5000多冊，中外雜誌40多種。閱覽室由同學輪流管理，讀者十分踴躍，每天借出次數平均為108次，日常流通書籍達到七八百本左右。人們稱它是“北大人的精神營養站”。由此可見，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成為北大優良傳統的一個部分，是有充分曆史依據的。北京大學作為當代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它不僅在學術上有過輝煌建樹，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終處於我國進步運動的前鋒地位。而這種進步作用是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緊密聯係著的，這是不能否認的曆史事實。而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的此書編者，僅僅因為後來有過“馬列學院”、“黨校”，就斷言“不能說傳播什麼，其傳統就是什麼”。這隻能說，武斷往往是同偏見相聯姻，而偏見則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據這位編者的意見，“近現代中國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文化守成主義、進化論思想、虛無主義等等，都是以北大為重要的中轉站和發祥地才進入中國社會的”。所以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這真是不說還明白，越說越湖塗了。既然都是作為中轉站和發祥地，為什麼偏偏自由主義能成為北大“最要緊”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卻不能呢？試問，在這些政治思潮中，究竟什麼是代表北大曆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呢？答案應當是明確的。
誠然，作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義，在北大曆史上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後，隨著鬥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後來這部分人實際上是同蔣介石政權相結合。這兩種思潮、兩種勢力不同的發展趨勢以及他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是貫串在民主革命時期北大曆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他們作出了公正的結論和曆史性的選擇。怎麼能夠把北大曆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麵，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北大傳統加以頌揚，並要求今日之北大給以複興和弘揚呢？！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樁怪事。
其實怪事不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北大曆史上確是有兩種傳統，即愛國進步、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它們代表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兩種截然相反的要求和方向，雖然曆史已經對此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但開曆史倒車、逆時代潮流者卻大有人在。這在過去有，現在仍然有，以後也還會有。這是並不奇怪的曆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