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日戰爭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個戰場，即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麵戰場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它們是相對獨立的。但從抗日戰爭的總體上說，它們又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是相互依存和相互配合的。過去在抗日戰爭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一直未能對兩個戰場作統一的考察，對抗戰初期的國民黨戰場雖然作過一些肯定，但就總體上說，對正麵戰場是否定的，往往是作為敵後戰場的對立麵出現的，有很大的片麵性。這就無法科學地說明中國抗戰這樣一場全民族團結禦侮的偉大的反侵略戰爭，也很難充分論證中國抗戰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的曆史地位和作用。
列寧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曆史的重要原則。因而我們要全麵客觀地分析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曆史作用，既實事求是地評價它在抗戰中的功績，又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曆史局限性，這樣才有助於我們正確地汲取曆史的經驗教訓，也有助於我們樹立正確的曆史觀點。
一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麵侵華戰爭。當時，中共中央通電全國，首先指明了這次事變的嚴重性質和堅決抗戰的必要性。在日本滅亡中國方針的威脅下，在全國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動下，國民黨開始改變過去的不抵抗政策，轉而采取比較努力抗戰的態度。
七七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雖然仍想通過外交談判的途徑力求避免“事態擴大”，但同時也對事變采取了比較強硬的立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談話雖仍希望通過和平的外交方法解決，但表示中國已臨到“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個談話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這時日本已大量增兵關內，公開拋棄了所謂“不擴大方針”的欺騙宣傳。7月30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8月13日又開始進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鬆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軍，並下達了全國總動員令，於是開始了對中國的大規模戰略進攻。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8月14日，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15日，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20日蔣自任陸海空軍大元帥，決定將政府軍事委員會作為戰時最高統帥部，並將前線省份劃為四個戰區。與此同時，經中共中央一再呼籲和敦促，國民黨對聯共抗日也采取了積極態度。9月23日，蔣介石為中共關於國共合作宣言的公布發表談話稱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使國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實現，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黨在1937年和1938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製，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正確評價。在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抗戰是比較積極努力的，正麵戰場是有曆史功績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這個階段，國民黨正麵戰場是抗戰的主要戰場。
從一般軍事學上說，在通常的情況下，正麵戰場總是擔負著主要的作戰任務。由於國民黨實行的抗戰路線和日軍對華作戰重點的變化，使國民黨戰場在抗戰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區別，但是，應當肯定，在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確是擔負主要戰場的作用。
從敵人方麵看，這時日本憑借其兵力和軍備上的優勢，在戰略上強調“速戰速決”，企圖集中兵力在最短時間內摧毀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國政府屈服，實現其獨占中國的目的。七七事變前後，日本軍國主義者一再揚言三個月之內就可解決中國，當時的杉山陸相甚至叫囂“支那事變可以在一個月內完全結束”。戰爭開始後，不斷增加其侵華兵力，到1937年9月，日軍侵華兵力已超過戰爭初期所預定的最高限額11個師團，達到了14個師團。它同時在華北和華東展開進攻，然後南下華中，幻想速戰速決。到1938年1月16日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待真正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這些都說明，這時期日軍作戰是以國民黨政府為主要對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國民黨軍事力量，迫使中國投降。
從國內方麵看，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對團結抗戰的實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著良好的政治和軍事素質。但在戰爭開始時，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隻有幾萬人（當時在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共32000人），武器裝備很差，還不能給敵造成足夠的威脅。而這時國民黨是第一大黨，處在執政地位，它參加抗戰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團結全國抗戰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中共代表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應邀與會，共商國防問題。此外，廣西、四川、雲南、山西等地的地方首領白崇禧、劉湘、龍雲、閻錫山等都參加了。原來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矛盾很深，互相猜疑，七七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電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計，龍雲、劉湘曾電李、白勸阻，“未可輕易入京，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見疑慮之深。但在民族敵人生死威脅麵前，使他們暫時捐棄前嫌，同意聯合抗戰。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勢隻有兩條路可循，不是抗戰圖存，便是投降亡國。”表示要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擁護中央參加抗戰。因而這次作為抗戰決策的南京國防會議，結束了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各自割據一方，內戰迭起，紛爭不已的局麵。此後，各地軍隊陸續開赴前線作戰。抗戰初期，蔣介石先後調動近200萬軍隊，在華北、華東和華中等地對日作戰，他們除蔣介石的中央係統的張治中、朱紹良的第五集團軍，陳誠、薛嶽的第十五集團軍，羅卓英的第十九集團軍，衛立煌的第十四集團軍，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等外，還有許多地方實力派的部隊，主要有：原東北軍的於學忠五十一軍，何柱國騎二軍，廖澄流五十七軍，劉多荃四十九軍；原馮玉祥西北軍舊部宋哲元的第一集團軍，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韓複榘（後為孫桐萱）的第三集團軍；山西閻錫山部傅作義的第七集團軍，商震的第二十集團軍；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部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團軍，夏威的第十六集團軍，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四川劉湘的第二十三集團軍，鄧錫候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潘文華的第二十八集團軍；廣東餘漢謀的第十二兵團，葉肇的六十六軍，鄧龍光的八十三軍；雲南龍雲部盧漢的六十軍，孫度的五十八軍等等。這時開赴華北前線的八路軍，以自己英勇頑強的戰鬥，積極配合了正麵戰場作戰。當時《大公報》社評曾稱：“中國此一戰，征調兵隊及於全國，凡奉命赴戰的軍隊沒有不勇敢，沒有不拚命的。”總之，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作為主要戰場的作用是顯見的。
第二，在這一階段，國民黨軍比較積極認真地進行了正麵防禦作戰，並打了一些硬仗。
抗戰開始後，日軍處戰略進攻態勢，中國處戰略防禦態勢。南京國防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確定實行“持久消耗戰略”的國防方針，即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持久作戰消耗敵人；同時根據日軍主要以華北為進攻方向，因此決定在平漢、津浦兩路沿線地區設置三道防線，以正麵的陣地防禦戰來保守城市和戰略要地。從全麵抗戰開始到武漢廣州失守的十五個月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東南及華中兩大戰場開展正麵防禦作戰，據統計，國民黨軍在這期間同日軍進行重要戰役戰鬥270多次，殲敵77萬。其間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滬、徐州、武漢等四次大的會戰，並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
忻口（太原）會戰，是華北戰場上進行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戰役。
1937年7月30日，日軍占領北平、天津後，即向華北縱深挺進。這時在華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約70萬人。擔負平漢線防守的為劉峙的第二集團軍，擔負津浦線防守的為宋哲元的第一集團軍，擔負平綏線防守的為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和高桂滋的第十七軍。8月31日，日軍正式編組以壽內寺一大將為司令官的華北方麵軍，轄八個師團，分兵三路沿平漢、平綏、津浦鐵路線南下發動進攻。敵將主力置於平漢線方向，企圖“迅速消滅河北省中部敵人”。國民黨軍隊在保定、滄州一線節節抵禦。由於守將劉峙畏敵退卻，敵連陷固安、涿州後，9月24日占領保定，使原來準備在保定一線組織防禦的計劃未能實現。10月10日，敵攻陷華北重鎮石家莊。隨後，日軍對平漢線取守勢，將進攻重點轉向山西，並以一部兵力進入正太鐵路。而進攻平綏線的日軍也於8月27日攻占軍事重鎮張家口，9月12日占領大同，敵阪桓第五師團則南下進入山西的渾源、靈丘一線，於是晉北告急。10月1日，日軍部正式下達攻取太原的命令，並作出由晉北和晉東沿同蒲、正太兩鐵路線分進合擊的部署，企圖一舉奪取山西，進而解決華北戰局。
國民黨政府曾提出“確保山西”的方針，當晉北告急時，閻錫山急令傅作義趕赴前線指揮，南京政府也急調衛立煌部由河北馳援晉北。中國部隊部署平型關及內長城一線。總兵力六七萬。這時奉命開赴山西作戰的八路軍一一五、一二〇師，到達雁門關、平型關一帶，協同友軍作戰。9月25日，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殲敵精銳阪垣師團一部千餘人，取得華北抗戰以來第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敵在平型關受阻後，轉而進攻平型關與雁門關之間的茹越口，中國守軍經過激戰後，於9月底全線後撤，山西內長城防線被突破。
10月初，為保衛太原，挽救危局，國民黨第二戰區先後集中十六個師十餘萬人，組成三個防禦兵團，以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在太原以北忻口地區組織會戰，同時由孫連仲等部在太原娘子關一線阻敵西進，配合晉北主力決戰。從10月13日起，敵5萬餘眾向忻口陣地猛烈進攻，中國守軍浴血奮戰20多天，堅守住陣地。這時，八路軍各部在敵後積極配合，五師、一二〇師頻頻出擊，破壞交通，截斷日軍後方補給線，並一度占領雁門關，使敵彈藥補給十分困難；10月19日，一二九師夜襲陽明堡，擊毀敵機20餘架，有力地配合了友軍作戰。忻口會戰顯示了中國軍民抗戰的威力，在近一個月的作戰中，使敵無法前進一步，傷亡達3萬多人。中國官兵犧牲也達10萬之眾，其中包括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等。東線娘子關守軍也進行了英勇抵抗，但因兵力分散，在強敵猛烈襲擊下，10月26日娘子關陷落，守軍全線撤退，敵進而逼近榆次、太原。娘子關失守後，忻口陣線動搖。11月2日，閻錫山下令忻口守軍撤退。11月9日，太原失守。從此，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防禦戰已基本結束，進入了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抗日遊擊戰爭階段。
淞滬會戰。這是正麵戰場進行的一次最艱苦激烈的會戰。
當平津戰事正激烈進行之際，日軍又策動對上海的進攻，企圖鉗製中國軍隊主力，配合奪取華北，並進而占領滬寧，迅速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八一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即令在滬寧線駐守的張治中率兩師兵力增援上海，痛擊入侵之敵，同時任命馮玉祥為第三戰區司令官，負擔淞滬戰場作戰指揮（9月中旬以後蔣介石兼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為副司令官，負責前線指揮）。國民黨政府先後從各地調集到淞滬前線的軍隊達22個軍50餘師，總兵力為70萬人。開始，日軍以海陸軍1萬多人依靠海空優勢火力的掩護，在上海北部地區登陸，向閘北等地進攻。由於兵力不足，在中國軍隊嚴重打擊下，日軍在狹小範圍內無法展開，處於被動局麵。8月底以後，日軍由國內和台灣等地大量增兵上海，總兵力達30萬人。雙方戰鬥日趨激烈。敵我雙方在寶山、羅店、大場、北站、瀏河、吳淞、蘊藻浜、劉行、閘北、蘇州河岸等地展開爭奪戰。戰鬥最激烈時，中國軍隊每小時傷亡達千人，主力各軍都補充了四五次，下級軍官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級軍官傷亡也過半。日本大本營稱，日軍開始參戰的兩個師團（第三、第十一師團）人員已傷亡殆盡，全部以新的兵員補充，為日俄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損失。原來日軍曾揚言十天即可占領上海，但卻被中國軍隊拖住3個月之久。上海作戰後期，由於日軍大量增兵，而中國增援難繼，已漸陷於被動地位，這時蔣介石為照顧所謂國際影響，仍一再下令堅守，致使前方損失慘重。11月初，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和濟河兩翼登陸，迅速切斷滬杭鐵路線，9日攻陷鬆江，使中國軍隊腹背受敵，整個防禦部署被打亂。為保存主力免遭圍殲，蔣介石被迫下令全線撤退。11日，上海失陷。
此役，日軍傷亡達6萬人，中國軍隊傷亡近20萬人。曆時三月的淞滬抗戰，有力地擊破了日軍“三月亡華”論，充分顯示了中國軍民抗戰的力量。
日軍占領上海後，隨即沿滬寧鐵路進攻南京。至12月初，敵已從東、南和西南三麵進逼南京。國民黨軍隊由於倉促組織防禦，十幾萬部隊又死守孤城，13日南京就被敵攻陷。日軍在南京製造了亙古罕見的大慘案，30萬和平居民慘遭屠殺。
台兒莊戰役。這是徐州會戰中的一個重要戰役。
日軍實現占領華北和寧、滬、杭後，遂將作戰重點轉向華中，企圖首先奪取徐州，打通津浦路，使南北兩個戰場打成一片，然後集中力量攻取武漢。其時，沿津浦路南下的華北日軍（第十師團）已占領濟南，進抵兗州、濟寧一線，敵第五師團則沿膠濟鐵路進犯，華北日軍第十三師團也沿津浦線北犯，攻占了淮河北岸蚌埠等地。這時擔任津浦路和徐州一線防禦的是李宗仁為指揮的第五戰區部隊，加上增援的湯恩伯、孫連仲等部，總兵力達60萬人。
1938年3月中旬，在敵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指揮下，以第五師一部直趨臨沂，第十師團向滕縣等地進攻，企圖會師後合攻台兒莊，消滅運河以北中國軍隊主力。進攻臨沂之敵，受到守城龐炳勳部頑強抵抗，隨後又得到增援的張自忠部配合，激戰五晝夜，殲敵四千餘，迫使日軍退守莒縣，從而粉碎了日軍第五、十師團合攻台兒莊的計劃。滕縣守軍在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指揮下，與敵激戰三晝夜，全部壯烈殉國。3月23日，敵第十師團開始進攻台兒莊。台兒莊位於徐州東北三十公裏，扼運河的咽喉，具重要戰略地位。李宗仁以一部兵力駐守台兒莊，正麵牽製敵人，以主力置敵側後，伺機殲敵。24日，敵以地麵和空中猛烈炮火攻擊台兒莊，中國守軍奮勇作戰，27日敵一部衝入台兒莊，雙方展開巷戰，反複爭奪，戰況慘烈，我守城部隊傷亡過半。此時，在李宗仁的一再嚴令下，湯恩伯部由南向北從側背攻擊敵人，4月6日與守城部隊發起反攻，內外夾擊，大敗日軍，殲敵兩萬餘人（斃敵七千餘，擊傷13000餘人）。台兒莊戰役是國民黨正麵戰場取得的第一個較大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意義。
日軍在台兒莊受挫後，4月間即從華北及蘇、皖等地調集重兵，合力圍攻徐州。至5月初，敵十三個師團30餘萬兵力分六路進攻，形成了對徐州四麵合圍態勢。為避免主力被殲，李宗仁決定全線撤退，跳出了敵包圍圈。5月19日徐州失落。
徐州會戰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隨後又保證了主力安全西撤，這從作戰指導上說是比較正確的。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會戰進行之際，國民黨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臨行前，白曾專請周恩來商談津浦戰場的作戰方針。周向他建議：津浦南段以運動作戰為主，輔之以遊擊戰，並已令新四軍作戰役配合，這樣在廣闊的淮河流域使日軍時刻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則宜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後來在徐州會戰中大致采納了這個建議，在作戰方法上比較積極主動，因而取得了成效。這是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