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入深山
1989年是個動蕩變幻的年份。
在國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試圖從根本上重建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與政治體係，東歐政局劇烈動蕩，橫亙在中西方之間的鐵幕搖搖欲墜。而在春夏之交的中國，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令全世界為之矚目。
在經曆了1988年的通貨膨脹、胡耀邦去世和北京政治風波後，民眾對黨的擁護跌至低點，這與5年前因為農村改革帶來高漲的民意支持形成鮮明對比。不僅外國人，很多國人也開始議論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執政下去。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國家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讓很多西方人興高采烈，他們希望中國的民主派也能讓共產黨的統治壽終正寢。中國領導層則竭力穩住國內，但媒體向民眾所作的正麵報道，又時常被那些發生在東歐和蘇聯的出人預料的事件所幹擾，一次又一次令人尷尬。與此同時，西方高官停止了訪華，並限製對華貿易尤其是軍事技術出口，中國的外貿和旅遊業都蒙受了損失。
舟至中流，突遇漩渦；改革之路，荊棘叢生。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向軍級以上幹部發表了講話。他說：“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製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
在這一年6月23日至24日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趙紫陽被免職，黨中央常委會增添了三位新成員：江澤民、宋平、李瑞環。風波剛剛過去，全國上下都在反思，也在翹首以待，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將以怎樣的舉動引導中國繼續前行，我們黨將怎樣安全渡過政治危機，走上坦途的問題。
此時的我也走到了人生的低穀。
1988年3月，在北京某家新聞單位中就已出現“要搞新華社就要搞李錦”的說法。我在大別山區搞了一批批評報道，有個新聞單位的同行根據一封匿名信，在報紙上發難，指出某一張照片失實。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前一階段，輿論界幾近失控狀態，有些報社的人攻擊新華社特別起勁。當時的分社社長劉光輝非常關心記者，關心職工，是我接觸的新華社社長中少有的能擔當、能真心幫助下級的好領導。為了避開輿論鋒芒保護我，劉光輝頂住各種壓力，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麵與單位的同誌解釋複雜的形勢，理解我的處境；一方麵被迫暫時停止我的采訪與發稿。春夏之交，形勢更為明晰。6月初新聞界有人直接把我作為堅持黨性原則的典型推上祭台進行批判，公開批判黨性原則。形勢變化了，似乎什麼也擋不住。
當時，不光新聞界，整個國家都在等待新一屆領導拿出辦法來，到底社會主義的路該怎樣走下去？執政黨怎樣回答群眾提出的問題，重新凝聚人心。新聞單位的人都在家學習，也沒有什麼新的報道精神下來。這時候，劉光輝社長說，你不要總悶在家裏，下去轉轉吧。
那年8月，我帶著滿腹委屈與疑惑，隻身一人來到了山東省臨沂地區平邑縣九間棚村。下去的時候帶著一捆書和一個剪報本，剪報本是4月5日至6月10日的《人民日報》文章，我把文章中的群眾意見梳理一遍，列出了一個調研提綱。我覺得人沒有被別人打倒的，隻有自己打倒自己才是真的倒了，越是在別人議論紛紛時自己越要挺住。自己的事曆史會證明，而國家的事是耽誤不得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好友李敬堂訴說。李敬堂說，老戰友，你不要為國家的事操心了，你出來散散心，我陪你轉轉，想看嘛就看嘛，想吃嘛就吃嘛。其他的東西是身外之物，該放下就放下。我說，國家遇到大難，到了需要我出力的時候了，哪能說放得下就放得下呀。李敬堂隻是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直搖頭。
李敬堂是臨沂地區交通委員會的宣傳幹事，他帶著我看臨沂交通情況，到九間棚村看農民修的路。九間棚村坐落在沂蒙山區一個陡峭的山頂之上，四麵是懸崖峭壁，位置極為偏僻。這是個隻有54戶184人的小山村，5年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築了32華裏的盤山公路，因為這個村坐落在四麵是懸崖峭壁的山頂上，要鑿山填溝，工程異常艱巨。老百姓們靠鹽粒為菜，啃煎餅，喝冷水，把路修成了。黃門根懸崖前的路，硬把懸崖削掉6米，再在山穀中填起7米，路基像長城般淩空而起，氣勢雄壯。不僅使人想象到工程的艱巨，更使人感受到團結與堅強，這石壁裏透發出一種與自然的抗爭力和社會凝聚力，似乎在向人們昭示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