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市委書記密室長談
趙誌浩省長走後,濱州市委書記王道玉不斷向縣委打聽我的行蹤,到了調研的第24天,王書記派秘書小馮將我接到了濱州。晚飯由市委副書記黃學軍、濱州市宣傳部長賈玉忱、濱州市社聯編輯吳昀國作陪。黃學軍主抓農村工作,他對我的調研精神很佩服,對“興福現象”態度也很明朗。晚飯後,王道玉與我進行了一次長談。兩個人關起門來談起了國家的經濟製度問題。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曆屆重要會議,都突破了傳統模式的束縛,為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有過一係列的建樹,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十二屆三中全會把社會主義經濟定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四大確立了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出了具體規劃,並對“公有製為主體”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這些都已觸及到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征的理解。
但是,當問題涉及到正麵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製結構,特別是私營經濟問題時,便戛然而止,不再深入了。所有製已成為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主要思想障礙。當時已是十四大召開的一年後,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立思潮又起,所有製問題已經成為爭論焦點。有人認為中國經濟隻有私有化一條出路,隻有個人利益最大化才有最大的積極性;反對者則認為,社會主義已實行市場經濟,不能再朝後倒退,邁進私有製這道坎,社會主義就完了。而我則認為爭吵無濟於事,最要緊的是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興福鎮所做的,便是找這樣一條路。
調查中我千方百計想要繞過“所有製”這一敏感話題,可是又實在無法逃避。調查愈是深入便愈覺得要坦然地麵對這個問題。
興福鎮曾經是私營經濟極為發達的地方,或者說興福的繁榮是建立在私營基礎之上的,而興福農民成功地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當需要進行規模經營時,又向集體所有製靠攏。經過一個周期性循環,使他們明白,根子本來就不在所有製上,而是在經營方式上,要求變更所有製或害怕變革所有製,都是沒有找到問題的本質。
看到了這一點,我對於所有製的思考變得清晰而深入起來。
通過興福鎮的調查,我回答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所有製問題的疑惑:一是提出混合所有製結構,在落後地區可以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私營經濟是很有生命力的。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要作為國家基本經濟製度確定下來;二是提出所有製實現形式,公有製可以找到與市場結合的實現形式,不同所有製可以采取同樣的實現形式,同一種所有製也可以有不同的實現形式。所有製的實現形式並不直接決定所有製的性質;三是可以把按資分配與按勞分配結合起來。最後我得出結論:我們黨要承認私有製的地位,在黨的報告和憲法上要寫出來。
聽到這裏,王道玉書記十分震驚。王書記是山東鄄城人,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博興縣湖濱公社,是從基層幹起來的領導,很了解實情,為人又厚道,平時很謹慎。可是聽過我的這一番分析後,他有點接受不了。他說,老李啊,你為我上了一堂黨課。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山東不少領導說你是真懂馬克思主義的,有大見識。我今天是開了眼了。不過,你研究的問題太大了,我一個小市委書記可擔不起啊。
王道玉的話很客氣,對我說了不少勉勵的話,自然是感謝有加,可是讓他承受太大的政治風險,他實在受不了。濱州市在山東是窮地方,被稱為欠發達地區。我的調查報告標題便是《欠發達地區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我的調查盡是在說民營經濟,給人感覺隻有民營經濟才能發展。文章的結論是說私營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王道玉關起門來與我談話,便是想摸個底,定個調子。因為興福鎮在博興被人稱為“白區”,也叫“小台灣”,王道玉在博興待了許多年,十分清楚。他見我到白區這麼長時間,又是新華社記者,如果捅出婁子,出了大事,弄不好要犯政治錯誤。但他從內心裏也覺得這條路子是對的。我跟王道玉講,私營經濟肯定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以前沒有這一條,以後肯定會加上,隻有公有製是不行的,事實上已經走到這一步了,隻是憲法和理論上還沒有承認。對於興福經驗,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是所有製,一個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如果重點講所有製,風險大一點。如果講市場經濟,沒風險,但力度小一點。王道玉馬上說,那就是市場經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