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下來便給母親帶來不幸，躺在母親懷裏整整十三天沒睜開眼，使母親焦慮不安。這是母親臨終前告訴我的。小時的事我多記不清，刻骨銘心的是“三年自然災害”的苦難日子，我在《鹽阜家譜》一書前麵饑餓章節裏敘述的都是母親領著我們與饑餓搏鬥的真實往事。
我的祖上對讀書人最為看重，祖父母從來不知道孫子叫什麼名字，三歲時，他們便直呼我“大學生”，直到辭世。母親深得家傳，也把讀書看得高於一切。親戚來射陽逃荒，要飯時能吃到米飯團。我要跟去，母親非常吃驚地盯著我看，舉起手來又放下去，然後便自己哭起來。母親抱著我說：“餓死也不能討飯，隻有讀書才有出息。”母親刹那間震驚的表情，是我未見過的，母親一次也沒打過孩子，指頭也沒戳過，而她揚起的手，給我印象太深。許多年過去了，母親震驚後揚手的神情就像浮雕感極強的油畫深深地刻在我心裏，想起來仍感到心的驚栗。
也就是從那起，我就知道為了讓母親不傷心，就要下死勁讀書，餓不死就要讀書，這是窮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我是從八歲開始寫日記的，有一天寫道：“小學讀五十，中學讀三百，讀盡天下書，要做出息人。”能看出小小年紀被苦難逼出的雄心。鄉下書少，我多借著看。高纓的小說《山高水遠》十七萬字，我竟全抄下來了。我記得吃過早飯上學時，母親總是胃疼，躺在床上。其實，母親是忍受不了饑餓的煎熬，在掙紮著。在教室裏聽課，我想起母親胃疼時呻吟的樣子，讀書就格外地專心。每次考試都得一百分，母親臉上總是浮起微微的笑，這是在那苦難歲月裏從母親臉上偶爾見到的高興。
十八歲那年，我參軍了。正是珍寶島邊境戰事不久，氣氛緊張。然而“文革”期間當兵畢竟是令人羨慕的事。我是頭男長子，艱難歲月裏與母親相依為命，這時個子已躥起來了，能幹重活了，父母舍不得讓我走，而祖父母想讓我趕快娶妻生子，學手藝撐起門麵。然而，不能讀書也不能就業的刺痛，深深刺激了我。
幾經周折，我終於當兵走了。那時，五個弟妹都在上學，可他們交不起學費。在家時，總是我領著弟妹幾個到黃沙河北的荒灘上抹樹葉子，曬幹了賣給公家造紙，學費靠自己掙。可是，人再窮也不能不讀書，我隻能節省著使用肥皂與牙膏，寫信也是在紙正麵寫完再在反麵寫，密密麻麻的，努力節省每一分錢。當兵第一年，每月津貼隻有六元錢，部隊共發了七十二元錢，我給弟妹們寄回五十五元錢，幫他們交上學費。可是父親一遍一遍寫信來，說家裏不缺錢，你媽媽就讓你多讀書，聽上級的話，求學上進。
我日日思念在貧困中掙紮的父母親，可是當兵四年卻沒有回過家。當時有的老鄉提幹了，而我仍是老兵。我才二十出頭，寫的六千字的長篇散文詩已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拍攝的照片為新華社多次采用，在工程兵部隊也算是個小名人了。可是我隻知道沒命地讀書，不善與領導接近。從1973年起在濟南泉城書店斜對麵往西的一個巷子裏，有個舊書鋪開放了，可以用部隊介紹信買“文革”前出的舊書。我就是在這裏買到《精校四書補注備旨》、《悲慘世界》、《李白杜甫比較之研究》、《中印戰爭》、《赫魯曉夫回憶錄》等。我最多一次就買了四十一元錢的書，這是五個月的薪金。
在大城市長大的妻子就是在那時了解我這個農村窮戰士的，然而她不知道我曾為讀書偷過饅頭。沒錢買書時，便一天吃一頓飯，到食堂能領回三毛錢。吃飯後乘人不便偷偷地抓兩個饅頭塞在褲子口袋裏，留著當晚飯和隔日的早飯。從十九歲到二十三歲，是我讀書最瘋狂的日子，也是知識瘋長的時光。宣傳處老幹事鄭克禮常說，這個小孩讀書太苦了。後來，董文秀處長知道我因為無錢回老家探親的事，開了一個特殊的黨支部會，救濟我二十元錢，怕我拿這個錢再買書，處長便派人直接買好去徐州的車票，把我送上車才告訴我這是黨組織的救濟金。
見到母親的時候，是一個夜晚。經過途中二十個小時的顛簸，當我扒著門縫喊一聲媽媽時，媽媽驚喜得把手中蘿篩掉在地上，顫抖得連門栓也拉不開。在煤油燈豆粒大的火苗下，看到母親膝頭上大大的補丁，就像漁船上的要飯花子。而我離家時脫下的那身黃衣服已被染成藍色又被染成黑色，經三弟、四弟穿過，現在穿在小弟弟身上，也是補丁疊著補丁。人說“新老大，舊老二，補補納納是老三”，而我的一身衣服，穿了弟兄四人。我知道，父母親與弟妹們仍苦熬在貧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