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納蘭澤芸趙涵漠
2010年12月31日，這一年的最後一個淩晨，6點。
一輛救護車呼嘯著駛出北京宣武醫院，衝進茫茫夜色。車上護送的，是一個肝髒，它剛剛離開陪伴了59年的主人，現在要繼續前行，去履行一個莊嚴的使命，延續另一個垂危的生命。
在救護車身後，宣武醫院裏，數名醫生正神色凝重、細心而完整地縫合著一個已經沒有肝髒的胸腔，胸腔中的心髒已於兩個半小時前停止了跳動。救護車一路疾馳，駛向天津武警醫院。那裏，一盞水銀燈下，一位等待肝髒移植的病人靜靜地躺著，醫生正在做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能呼吸時，就要有尊嚴地活著；臨走時，我要毫不吝惜地將自己的生命像接力那樣傳遞給別人。隻要我身上還有一件對別人有用的器官，當最後離開現實世界時，就一定無保留、無條件捐贈他人。”那位59歲的逝者，蓋著自家的羽絨被走了，卻留下了他的脊椎、大腦以供醫學研究，留下他的肝髒給瀕臨絕境的患者帶去生機。
徹骨的寒夜，刹那間被一個依然溫潤鮮活的肝髒溫暖，被一個叫史鐵生的名字照亮。
曾被命運擊昏了頭
史鐵生年輕時總夢想自己是一個田徑運動員，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並且跑起百米來要超過“九秒九幾”。他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田徑比賽，他甚至能說出“所有田徑項目的世界紀錄”。
然而，“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17歲中學未畢業，史鐵生就插隊去了陝西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溝裏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後開始發高燒，後來雙腿不能走路，回北京後被診斷為多發性硬化症，致使永久高位癱瘓。20歲他便開始了輪椅上的人生，與各種病痛周旋了30多年。
十幾年前他腎病加重，轉為尿毒症，必須頻繁地做腎透析才能維持生命，隻有中間不做透析的幾天上午可以做一點兒事。即使這樣，他也沒有停止寫作。他曾不無幽默地說：“我的職業是生病，業餘是寫作。”他把身體比喻成一架飛機，先是作為“起落架”的兩條腿癱瘓了，然後像是“發動機”般的兩個腎也“一起失靈”，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3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來，再被輸回去。
病痛的長期折磨使他的脾氣變得陰鬱無比且暴怒無常，常常會突然狂暴地捶擊自己，喊著：“我活著還有什麼勁兒！”母親就撲過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活，好好活……”事實上，這個時候母親的肝病已相當嚴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覺，可她將兒子瞞得緊緊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開了，母親用央求的口氣說想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難得地答應了。母親高興得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來，然後就出去做準備了。他怎麼會想到，母親這一出去就再也沒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親被送進醫院，昏迷前的她留戀的不是自己49歲的人生，而是掛心自己的孩子：“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那未成年的女兒……”
母親的猝然離去，仿佛一記悶棍將史鐵生敲醒——在被命運擊昏了頭的時候，他一直以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其實孩子的不幸在母親那裏總是要加倍的，他是母親唯一的兒子，母親情願截癱的是自己而不是20歲的兒子，可這事無法代替。
史鐵生這時懂得了母親臨走前未說完的那半句話：“你與妹妹倆人在一塊兒，要好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