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承認差距，正視現實
承認差距客觀存在，而且還在繼續拉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采取了多方麵措施，民族地區麵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2000年民族自治地區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近4000億元。但民族地區經濟在全國經濟總量比例卻呈逐年降低趨勢，與沿海地區發展差距拉大。
差距是由於曆史、地理、社會等多方麵原因形成，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對差距有不滿情緒是正常的，窮則思變，有不滿才有進取。但這種不滿成為較普遍的心理失衡、怨天尤人的情緒，則無濟於事。要看到差距是在發展過程中進一步拉大的，是在大家都有了發展、有了進步的基礎上突出起來的，是有所發展、但又發展得不充分或者不平衡的結果。不能靠犧牲發展、搞平均主義，回到共同貧窮的老路上來解決問題，隻能靠加速發展，充分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各民族的共同繁榮來解決問題。能否正確地解決差距問題，能否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關係到能否走出一條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均衡發展新路子，關係到中國在經濟起飛過程中能否保持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通讀《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可以看到，十年來他對差距問題談得最多，總是聯係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聯係到走出改革發展的新路子，聯係到維護穩定、不出亂子。首先，他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其次，一切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適應中國國情、適應發展的不平衡性，打破平均主義，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先富帶後富的新路子。他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通過先富帶動後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構想，既堅持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又擺脫了空想成分；既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又著眼於長遠、全局；既擺脫了“大鍋飯”舊體製中平均主義的困擾，以效率優先求發展，以充分發展解決差距問題，又防止出現資本主義經濟體製中兩極分化的困擾，在效率優先中兼顧公平。在發展的起步階段、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注意解決差距問題。不能因為眼前發展差距拉大，就對這些重要的新構想、新路子、新辦法產生懷疑或動搖。
解決沿海同內地的貧富差距問題，要探索有效的新辦法，“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要研究”，這三個字分量很重。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新問題，切不可空喊一陣，束之高閣。正常的差距有利於激勵競爭，調動積極性。但差距過大，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有可能影響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中國農村估計有一兩億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這些剩餘勞動力大都積壓在西部民族地區。中國尚未完全穩定解決溫飽問題的4000萬人口，也大都在西部民族地區。東西部差距拉大了，西部大量人口就要往東部流動。你吃得那麼好，我也要去吃一口。這種湧來湧去的“民工潮”，計劃調節難以擋住，市場調節也難以承受。每逢年關到鐵路上看一看，就會感到洶湧而來的“潮汛”一年勝似一年。經濟增長理論說明，隻要各產業間存在著相對收入差距，生產要素就有從低收入部門向高收入部門流動的趨勢。日本在工業現代化的初期，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收入差距隻有2.94（1955年），台灣隻有2.30（1965年），中國內地2000年則高達3.2。相對收入差距過於懸殊，必然使農業生產要素外流的要求特別強烈，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在改革的第一階段基本解決後，這一要求就不可遏製地迸發出來。農業生產要素的外流趨勢，必然使西部民族地區首當其衝地受到影響。
從社會學角度看，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社會變遷，從而必然引起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流動是為了爭取和選擇機會，但又因機會的稀少或不均等而加劇流動。社會長期沒有這種大規模流動的準備，管理跟不上流動。“盲流”的盲目性，其實並不在於浩浩蕩蕩地流動著的人口本身，而在於不斷造成流動，但又駕馭不了流動的社會機製。如果再出現兩極分化，就會爆發尖銳的社會矛盾。“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鄧小平文選》中《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這篇700字的短文，實際上從六個方麵講清了這句話。其一，“真正立足於民族平等”。民族之間一要平等，二要聯合，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平等問題是民族關係中最敏感、最深層的問題。舊的民族關係是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極為不平等的關係。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堅持平等、互助、團結、合作，以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基本上實現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但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發展這個硬道理，給一要平等、二要聯合的原則注入了新內容。平等，是在發展基礎上的真正的或事實上的平等；聯合，是在促進共同繁榮過程中的更加緊密的聯合。
其二，“中國的資源很多分布在少數民族地區”，開發潛力很大，前景很好。也就是說，幫助民族地區開發、發展也是整個中國發展的戰略需要，中國發展的後勁在西部。其三，就西藏的工作而言，“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這和後來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完全一致，是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在西藏、在廣大民族地區的具體化。其四，“觀察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是看那個地區能不能發展起來”。也就是說，民族地區同樣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民族地區可能出點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觀察這個地區的形勢，主要是看它能不能發展起來。其五，加快民族地區的發展，使它“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也就是說，不能聽任差距拉大，聽任民族地區掉隊，要努力縮小差距，拉著它走進前列。其六，幫助民族地區發展，國家要幫助，其他省、市要幫助，漢族要幫助，這是長期的、堅定不移的任務。以上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的一段話：“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提倡先富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堅持”、“提倡”、“逐步”，是很重要、恰如其分的字眼。飯要一口一口吃，一下子吃不了，可以嘴裏吃一塊，手上拿一塊，眼睛再盯住一塊。“堅持”，是現在嘴裏要吃的一塊，要保證吃好，不能食而不化；“提倡”，是手裏要拿的一塊，要切實抓住，不能時抓時放；“逐步”是眼睛要盯住一塊，牢牢盯住，既不能過早往嘴裏塞，又不能模糊了體現改革的最終要求和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根本性目標，最終要把它吃下去、消化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2）一步“關鍵棋”：中央宏觀調整
如何逐步順利地解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從全局來看，必須下好兩步關鍵棋：一靠中央權威進行宏觀調控，二靠民族地區建立突破“二元結構封閉”的發展機製。一步關鍵棋，靠中央權威進行宏觀調控。現在縮小差距的辦法很多，如靠先富起來地區的帶動效應；靠繼續執行和完善國家對民族地區經濟的扶持政策，增加對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靠加強民族地區同沿海發達地區的對口支援和橫向經濟聯合與技術協作；靠到一定的時候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即通過社會再分配解決問題等。但這些辦法適時、適當實施的關鍵，在於中央宏觀調控。正如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這一切，如果沒有中央權威，就辦不到。各顧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統一不起來。誰能統一？中央！”“我們講中央權威，宏觀控製，深化綜合改革”。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就是要靠中央權威實施宏觀調控，協調社會各方麵的經濟利益關係，防止差距拉大，引起社會震蕩和兩極分化。從經濟上說，宏觀調控不僅要調節經濟發展速度和基本比例關係，也要調節社會經濟利益關係。如果說前者主要是經濟發展和再生產本身的要求，後者則主要是社會主義製度和政治穩定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國家，地區之間、個人之間社會經濟利益關係協調和社會公平，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時應予保證的。即在產權主體多元化和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按優化原則向發達地區傾斜的條件下，必須借助於中央權威的宏觀調控，通過社會再分配調節功能彌補初次分配中的某些缺陷，體現效率優先基礎上的兼顧公平。
以上分析，主要從幫助西部民族地區的需要，從體現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要求、維護穩定的現實要求諸方麵，說明靠中央權威進行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從政治因素考慮較多。這樣做的經濟依據何在？由此又引出三個問題：一是中央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從經濟角度考慮，有何內在的客觀必然性？二是這一類調控，是不是與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左，而不得不采取的“逆市場取向行為”？三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大背景下，這一類調控從何處下手。這些問題不搞清楚，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其理由仍然不夠充分，實踐中就難免出現抓一陣放一陣、喊得多做得少、上麵緊下麵鬆等現象。
其一，靠中央權威進行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不僅政治需要，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按照工業化的一般規律，工業化過程，應該有序地走過輕工業――基礎工業――重工業發展階段。由於特殊曆史環境和體製決定，改革前30年實施的是跨越前兩個發展階段的重工業超前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致命弱點是，工業進步是以超強製地保持農業落後為基本前提的。這一戰略開始曾經有效，但越往下走越走不下去。農業生產率長期停滯，剩餘產品趨於下降，使得重工業超前戰略下發動的每次工業化高潮，都因農業無法支撐而宣告結束。農村改革的成功一度緩解了這種山窮水盡狀況。但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農業相對停滯再度出現，導致1988年以來被迫實行國民經濟緊縮和調整。將來農業停滯還會成為國民經濟9%的年均增長目標難以保持的原因。這個問題，不僅是要大力發展農業的問題，實質上也是要從宏觀上調整扭曲的產業結構的問題。眾所周知，農牧業、原材料工業在民族地區中所占比重最大，相應地因重工業超前發展戰略所導致的產業結構扭曲，在區域經濟中造成的損失也以民族地區為大。這也是地區發展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特殊產業結構是改革前30年用政府力量締造，今天又在經濟結構極度扭曲的基礎上引入市場，市場機製也難以發揮正常作用。用政府力量締造的結構，還隻能用政府力量去摧毀。於是，靠中央權威進行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其經濟必然性就露出端倪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調整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的區域重點至少應包括民族地區，具體體現為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更多的照顧與幫助。周恩來總理曾說過要用“還債”的精神幫助少數民族。今天從調整產業結構的意義上講，幫助民族地區也是“還債”。
其二，向西部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是不是與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左，而不得不采取的“逆市場取向行為”？誠然，市場取向改革要形成以市場為資源配置基礎的機製，實現生產要素在比較效益拉動下的自由流動。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則要迫使部分生產要素向比較效益偏低的地區流動，似乎是“逆市場取向行為”。中國市場取向改革本來就任務艱巨，剛起步又要來點“逆市場取向行為”，豈不自相矛盾？其實，這種政府行為並不是“逆市場取向”而走回舊體製，恰恰是更高級、更長遠的市場取向行為。因為在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這類已被證明市場無力發揮作用的領域內，強調發揮政府作用以彌補市場功能的重要缺陷，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麵。靠中央權威進行向民族地區傾斜的宏觀調控，不僅本質上與市場取向改革並不矛盾，而且是向現代市場經濟邁進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