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部首富重慶：中國新的發展熱點
近代以來，在西方人眼裏，重慶，總是以其優越的地理資源和戰時陪都的輝煌曆史聞名：當1997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將重慶升位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時，重慶又一次成為西方各主要媒體關注的焦點。作為中國西南的一個內陸城市，重慶在現代化曆程中，已處於極為關鍵的轉型時期。而及時把握時代脈搏，迅速了解全球最新信息，實現重慶城市發展的戰略選擇，便成為迎接世紀之交挑戰的重要舉措。
西方傳媒總是以“客觀”、“公正”、“全麵”和“紀實”為口號。然而，從近代西方新聞史看，其報道卻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會的“大眾情緒”。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輿論，深刻地反映出西方社會的“資本”價值取向。大眾傳媒的商業化情緒，不僅為迎合西方社會大眾消費口味，也是工業化社會的必然要求。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媒體的動向實際上又是西方世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
僅從有關重慶直轄的資料均來源於當今西方媒體的各主要大報及重要刊物看，這不僅反映出重慶直轄本身所具有的國際性新聞的意義；同時，也表明重慶的國際地位和重慶與世界聯係的密切程度都達到曆史上最高點。據不完全統計，刊載有關重慶直轄消息的報刊達20餘種之多。從上述報刊的有關重慶消息內容看，不僅涉及西方記者的報道、采訪，政治家、外交家、銀行家及商人的實地考察，還有普通西方人的重慶遊記等內容。這些資料，既為我們勾畫出一幅幅西方人視野中的重慶城市景觀；也透露出西方世界對重慶城市經濟發展狀況的感受與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媒體，談到重慶，還要由長江三峽工程的話題來引出的話，那麼，從1996年以後的有關重慶的消息，其觀察的焦點開始轉向與重慶城市自身的發展和地位相關的話題。換句話說，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深處中國內陸、長江上遊的最大港口城市――重慶的獨立地位和作用已日益突出。因而，有關重慶直轄的消息，也多從重慶本身如何麵對挑戰與發展的問題切入。
一方麵，就當代中國政治構架與發展趨勢看，重慶直轄本身所具有非同尋常意義已使西方人興趣盎然；另一方麵，他們也清楚地看到重慶發展的起點與其他三個直轄市的明顯差異。因此，曆史上重慶城市的地位變遷及其所帶來的發展、直轄後的城市發展的優勢資源、重慶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與環境、影響外資投放重慶市場的因素等等都成為重慶直轄新聞的重要話題。
重慶城市有著豐富的曆史資源，這既是維係重慶與外部世界的一條重要感情樞紐，又是可以轉換為城市經濟發展的旅遊資源。重慶城市的曆史資源還是城市政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關於重慶直轄的報道，都會提及曆史上的重慶，尤其是二戰時期的陪都曆史，似乎惟有曆史才能引出重慶城市這一話題。從某種程度上講，今天的重慶能夠成為西方新聞的焦點，與西方世界對重慶曆史的眷戀有著不解之緣。美國《華爾街雜誌》在報道重慶升為直轄市時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重慶是以CHUNGKLNG著稱，她是中國的戰時首都和世界關注的中心。《歐洲旅行貿易公報》指出，“她（指重慶）作為一個重要的中心的曆史可追述到3000年前。近代以來，她的主要輝煌時期是從1938耀1945年陪都時期，當時蔣介石把她作為他的基地。”1996年12月8日的《紐約時報》以較長的篇幅刊載一個美國人的重慶遊記。文章還附有重慶市區街景、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況與大足石刻的曆史遺跡等幅照片。作者對二次大戰時期的重慶曆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她說，“我的確打算看看那些在中國革命和二次大戰曆史上起過如此關鍵作用的曆史遺跡”。當然，重慶，這座還遺留有許多傳統色彩的內陸欠發達城市，提供給作者的也不僅僅是曆史的遺跡。就城市發展而言，重慶麵臨的問題還很多。盡管如此，在文章最後，作者還是深情地說“五天在重慶的經曆，成為我中國之旅最精彩的時光”。甚至在回國以後，重慶的影子依舊縈繞於作者的腦海之中。可以說，這篇從現代西方人的文化價值取向描繪出的重慶城市景觀顯得生動而有特色，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重慶特有的曆史魅力。這篇《紐約時報》上的長文，無疑在西方世界擴大了重慶的知名度，而文章發表的本身也反映了近年來重慶城市國際地位的提高。
當然，追憶重慶的曆史並不是西方媒介，或者說是西方商人的最終目的。從曆史到現實，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重慶這個尚未很好開發的中國內陸的西部市場。因此，西方媒體關於重慶直轄新聞的核心內容乃是重慶城市政治、經濟、投資環境等衡量城市經濟發展潛力的關鍵指標作長篇累牘的報道，其目的在於探討、預測重慶城市經濟發展前景和這個新興市場的潛力。從刊載重慶直轄消息報刊的簡要目錄，可大致看出西方資本對重慶市場的興起與期待；再從具體報道的內容看，還可進一步窺探一些外國資本投放意向：那就是外資正在中國內陸尋求相吻合的投資市場，並準備作可能的適應性調整。概括說來，西方媒體對重慶直轄的報道有以下特點：
第一，將重慶直轄市地位的提高與外國資本在華投資戰略聯係在一起。政治與經濟似已融為一體，政治新聞的背後反映出強烈的“資本追逐利潤”的價值取向。當八屆人大五次會議批準設立重慶直轄市後，西方媒體更是紛紛隆重報道這一國際性的新聞。於是，“中國內陸城市重慶”、“長江上遊地區”、“三峽工程的最西端”的“大的工業、商業城市”、“中國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擁有與省一樣的地位”、“窮困的內陸地區”以及“中國內陸最繁忙的港口”等描述重慶的話語頻繁地出現於西方媒體上。1997年3月17日的《華爾街雜誌》以“中國將她人口最多的城市，重慶，從四川省劃列出來”為題，稱重慶直轄是“中國近10年以來的首次改寫自己的政治地圖，對於重慶城市政治地位即將發生的變遷”，文章進一步指出，“這次變動將會為中國人口最多，也是最落後的地區製造新的機會，也許，會有利於外國資本投入該地區”；還有報道指出，直轄後的第一個好處就是“這個城市可望直接從北京政府獲得更多的資金；路透社北美電訊則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議案，將賦予重慶――這個位於西南四川省，長江上遊的口岸――在不需要經過省一級政府的環節，就能夠獨立決定自己的事務，獨立處理自己的財政問題”；《路透社金融消息》更是以“中國內陸城市將吸引外國投資”為題，直接將重慶的升位與外資投放並列起來；《商業雜誌》的題為“重慶領頭帶動內陸地區對外國投資者的開放”文章，將重慶與上海浦東對比，指出“位於長江最上遊的重慶，已經被保證獲得與上海浦東特區一樣的特惠的投資政策”，這一政策早從1990年就開始在浦東實施……《路透社北美電訊》的消息則稱直轄後的重慶將“像她的幾個省級的直轄市兄弟――首都北京、金融大都會上海以及北方重鎮一樣，享有較大自治權，較好的城市形象和吸引更多的國內外投資”；半年以後《亞洲周刊》又署文指出，“最大總是出現在有關重慶的話題中……到目前為止，這個‘最大’的涵義並沒有擴展到重慶能分享中國經濟的‘最大’繁榮。不過，這也許正在被改變。一個關鍵的跡象就是：這個城市在六個月前被升至具有省一樣地位的直轄市”。美國經濟學的權威刊物《經濟學家》也指出，“最重要的是，重慶的新地位意味著這個城市可以擁有官方的認可來獲取那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已經壟斷得太久的經濟利益”。綜上所述，從西方傳媒的反映看，對於西方資本世界來講，重慶直轄的政治新聞實際是中國經濟的經濟新聞和市場信息。
第二，關注重慶直轄後，中央及重慶市政府的一係列配套政策，反映出外資對重慶市經濟的對外開放政策的敏感與依賴。從西方媒體有關重慶直轄的新聞報道，不難看出他們對重慶直轄所擁有的中央政策――“政治資源”與重慶市政府製定吸納外資政策的緊密關係十分重視。應該說，這正是重慶直轄後城市經濟發展的最大優勢。西方媒體對中國政治形勢與政策的敏感不僅顯示出外國資本對重慶市場以及重慶市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不同程度的依賴性；同時，這種依賴反過來又強化重慶直轄這一特有的“政治資源”優勢。一方麵，重慶市因為升位直轄市可獲得來自中央政府的優惠，那就是中央政府“將對重慶的外資投放項目給予優惠政策”；另一方麵，重慶地方政府也因此擁有相當程度的自治（主）權，意味著隨之而來的將是一係列新的地方特色的經濟開放政策。“隨著重慶升位，在六月，便有一係列的優惠政策公布”。這些包括對外國公司的稅收率從33%下降到24%，降低了9%。對於重慶市政府主動積極的“直轄”配套政策，媒體的反映強烈，而新的稅收政策尤為引人注目，香港《南華早報》報道說“在4月份被升格為直接受北京政府的管轄之下以後，重慶，這個曾經屬於四川省的城市，已經將財政措施放在其城市發展日程的首位”。《華爾街雜誌》把重慶市政府為吸引外資所公布的稅收政策稱為“富於競爭意義”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今後的幾年將會吸引沿海富裕城市的投資者。一位在成都的西方人說“這可能會對那些想到內地做生意的人極為有利”，“投資者們很可能期望他們的計劃項目獲得批準的時間短一些，並期待能受益於中央政府的優惠政策”。此外，媒體對重慶市政府為吸納外資、加強重慶城市投資環境的基礎設施而逐步實施的一係列城市建設規劃也加以熱情報道。可以說重慶城市在媒體上的“新”形象已開始樹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為重慶開始接納具有規模的外資作了“投資市場環境”的宣傳工作。對於重慶市政府領導人“想把重慶的發展與國際社會的發展同步”的想法，倫敦《金融時報》稱讚為“勇敢地抱負”；對市政府改善城市環境的決心，治理環境汙染的舉措，合眾國際社又以“重慶發誓清潔城市景觀”為題重點報道，稱之為“新的綠化工程”。《東亞經濟情報》引用美國駐成都的官員的報告說：“重慶，中國最新和最大的城市，正在鼓勵外國投資與合作興建一係列的高速公路”。應該說，從他們的報道傾向和觀察視角，我們不僅可以隨時把握西方人的投資取向，還可以從中反饋出重慶經濟發展政策自身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第三，對重慶直轄後麵臨的嚴峻挑戰報道細致深入。這些類似西方資本的市場分析的報道，尤其應該引為高度重視。1997年3月25日，新加坡《海峽時報》署文《向前邁進的重慶》，對重慶直轄後的種種困境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指出，“對於市政府來講，一個挑戰就是如何駕馭重慶因為直轄升位就可以在一夜之間富裕起來的急躁情緒”。的確，重慶麵臨的困難是巨大的。一個曾在1997年6月訪問過重慶的西方外交官說，85%的因三峽工程而來的移民要生活在重慶直轄市。重新安置他們是一個負擔，這將占用絕大部分中央政府直接投放到這個城市的資金，他還說，“重慶與中國其他城市的對比反差很強。在那裏貧窮非常明顯”。對重慶來講，“要與中國的其他直轄市――北京、上海和天津競爭”，“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第四，曝光重慶城市經濟環境中的種種不利外資投放的因素。將重慶市場與沿海的發達城市投資環境比較，是西方媒體報道重慶直轄消息的又一重要內容特征。對於西方投資者來說，市場的差異性和良好的競爭機製意味著資本投放的良好效益回報，因此，對投資市場環境的選擇是投資者首先注重的要素。實際上，將重慶納入中國沿海發達區域的對外開放的經濟市場，與上海等城市並列競爭“外資”，對於後起的重慶市場相當不利；無形之中，上海發展模式便成為西方世界審視和評估重慶市場的首要參照係。
外資暫時持觀望的態度主要有以下因素。作為現代大都市，重慶城市的大眾消費市場相對於上海市場顯得發育不良。據Nabisco公司的經理說：以2000年為例，重慶市場的餅幹、點心的年總消費量僅有60噸，而上海的消費量則達330噸。又據一位瑞士雀巢公司人員說：“奶粉和檸檬茶這些在富裕的上海非常走俏的商品，對西部中國的消費者來說又太貴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區域交通運輸網絡仍欠發達。“連接重慶與外界的交通是如此薄弱，大量的資金需要投放在這上麵”；重慶的綜合投資環境也是外國投資者十分關注的問題，“不夠充足的基礎設施，限製了重慶的發展”。
機遇與挑戰並存，是重慶直轄後城市發展所麵臨的重大主題。重慶直轄，給重慶城市的發展帶來史無前例的絕好時機；與沿海發達地區和其他三個直轄市相比，重慶的起步很晚，基礎較差。要真正實現中央將重慶升位為直轄市的戰略目標，還需要時間；同時重慶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體係也需要有一個逐步發育成長的過程。新加坡《海峽時報》認為重慶的經濟發展，“將是一個長時期的努力過程”。
盡管如此，重慶作為一個極具發展前途的中國西部新興市場，具有的優勢仍是十分明顯的。對於這一點，西方經濟界人士也是深信不疑的。如果僅從地理資源的角度看，重慶在中國的戰略地位絕不可忽略。這個“位於中國廣袤腹地的心髒”城市是“西南中國的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而從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來講，“這個城市又坐落在開放內陸地區的最佳位置”。加上眾多的人口，重慶無疑具有吸引外資的魅力，是一個被西方看好的“巨大的有潛力的市場”。尤其令外來資本興奮的是，“當一方麵這裏的大多數人還隻是低收入時，一個新的以高消費為主的富裕階層正在成長”，難怪重慶太平洋百貨公司副總經理說：“太平洋的目標就是重慶日益成長的中產階級，公司是選對了地方。重慶人喜歡趕時髦――無論是最流行的時裝或者是最豪華的飯店總是有人光顧的。”
從世界現代化曆史進程看，大凡現代化起步愈晚的國家或城市，其發展受製於外在因素愈多。在當今世界現代化的浪潮中，對於後發的“追趕型”現代化國家和地區來講，存在所謂“遲發展效應”（雙重發展效應、同步發展效應、高速效應、超前效應、人口效應）的負麵影響；但另一方麵，也有正麵效應，被稱為“後發展優勢”，或“落後得益”。就重慶的實際看，“後發展優勢”主要指借用先進國家的新技術和大量引進外國資本。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直轄後的重慶還存在著特殊的城市發展“軟”資源問題。通常，一個城市的發展，除必要的“硬”資源，諸如城市經濟基礎設施，城市地理條件等外，還有人文的“軟”資源。“軟”資源通常是不可多得的極優資源。所謂重慶城市發展的“軟”資源，主要是指曆史與政治資源，重慶直轄及其所帶來的一係列政策則構成城市政治資源的主體。當然“軟”資源還可以包括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先進經驗等資訊資源。對於所有後發達國家或欠達的國家和地區來說，“軟”資源的效用總是大大超過“硬”資源，並在相當程度上彌補硬資源的不足與缺陷。在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新聞傳媒又往往成為城市發展“軟”資源的重要載體。因此借助中外傳媒，發揮重慶城市“軟”資源的最大效應，也是當今重慶城市發展應該麵對的戰略問題。充分利用這一資源，對於“後發型”城市――重慶的發展，對於建立起良好的重慶城市對外經濟戰略夥伴關係都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
（2）重慶經濟發展的“二重超越。”
規劃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即創造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形式和途徑，是鄧小平發展理論的基本內容和突出特色，是鄧小平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理論的核心和主題。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以高度的智慧，非凡的戰略眼光和勇氣，根據中國國情和國際環境的動態變化，先後創造性地製定了“沿海開發”、“長江開發”和“中西部開發”三個各具區域特色的使中國人民脫貧致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據統計，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費純收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78年增長近2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費純收入增長3倍以上；城鄉居民儲蓄增長了182倍多。全國貧困人口連年大幅度減少，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0年的4000萬，累計脫貧人口2.1億，平均每年遞減1000萬，從而使中國貧困人口的比例由20世紀70年代末的1/4減少到目前的不足1/20，成為世界上貧困人口減少最快的國家。從總體上看，大部分城鄉居民在告別貧困後，其生活水平由溫飽向小康跨越已邁過3/4以上的路程。“三大開發”戰略使我國的經濟充滿活力，國家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封閉、貧窮狀態的富民強國的戰略的實施，如今已廣為世人知曉，並已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史上的佳話。
但又要看到，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化，全國城鄉人民在整體收入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同時，東部和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居民收入差距卻在擴大：從靜態上看，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總量在三大區域呈現出東高西低、由東向西依次遞減的格局；從動態上看，居民收入和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呈現東快西慢趨勢，三大地帶呈現出不平衡的增長格局。此外，還應考慮到發達地區先行占領市場和居於技術進步的製高點，不僅在發展速度上具有強大優勢，而且在經濟競爭中也占據上風，特別是在麵對世界經濟發展機遇和國內新一輪改革發展的激烈競爭時，明顯處於有利地位。而作為老工業基地和不發達地區，由於受舊觀念、舊體製的束縛和承擔著改革階段性的必要成本，不僅經濟上處於低效運行狀態，而且生產力要素的流失也相當嚴重，經濟發展難以在短時期內擺脫非良性循環的困擾，這對於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和社會穩定極為不利。所以，我國在世紀之交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既應當從這個現實出發，又必須立足於改變這種現狀。
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明確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因而，他主張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基本出發點應是：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概言之，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1989年1月，鄧小平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再次強調：“東西部差距不能再拉大……可以考慮在內地和西部地區搞幾個特區。”並指出對經濟發展要進行宏觀戰略分析。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不僅要考慮地緣優勢，還要注重人文優勢，注意責任中優勢的結合。1990年末，他在與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語重心長地告誡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社會主義最大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東西。”在此之前，他還提出把重慶從四川分出來的問題，研究發揮重慶的中心城市帶動問題，即尋找能作為把“沿海開發”、“長江開發”和“中西部開發”三大戰略進行整合配套的融會點問題。這表明，對三大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進行集成創新的思想於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鄧小平心中已孕育和形成，這是鄧小平為人民幸福而鞠躬盡瘁、奮鬥終生的真實寫照，也是中國共產黨富民強國方略的宗旨和歸宿。
黨中央麵對國際局勢的新動向和國內改革深化的新形勢，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巨大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勇氣，對鄧小平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思想進行創造性運用、豐富和發展。
首先，果斷實施行政區劃創新，設立西部地區第一個直轄市，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態勢開始從優勝劣汰的競爭轉化到協商合作，即出現一種使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得其所、皆大歡喜的“多贏戰略”。
根據鄧小平關於我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偉目標，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實現東西部共同富裕和進行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集成的構想。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為克服單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在消除東西部發展差距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及時科學地分析東部沿海地區繼續保持強勁勢頭，並已領先一步的新形勢，製定“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重要方針，並反複對重慶的區位優勢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進行調查研究。1991年，江澤民到重慶視察時，勉勵重慶的幹部群眾“發揚紅岩精神，沿著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道路奮勇前進”；1994年，他再次到重慶，提出“努力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李鵬、朱?基等中央領導同誌也多次來重慶檢查和指導工作，國務院於1996年提出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並經1997年的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與通過。至此，以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行政區劃創新為標誌，以重慶這一西部地區的特大中心城市作為對三大區域發展戰略進行配套組合的支撐點的戰略構想，在世紀之交已經成熟，鄧小平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集成思想得到進一步拓展，並逐漸轉化為現實。重慶直轄市的設立，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對口支援三峽庫區的工作。僅2000年上半年，就已實施對口支援項目106個，到位資金8833萬元；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一批名優企業及其產品，也在庫區找到了誌同道合的合作夥伴和可觀的銷售市場，初步形成了東部、西部的良性聯動效應。